2014年1月13日星期一

民間高利借貸遊離監管之外亟待規范

民間高利借貸遊離監管之外亟待規范

民間高利借貸遊離監管之外亟待規范


銀行貸款利率跟民間借貸利率的差距太大,民間借貸(利率)最高可能達到100%以上,普通的年利率在60%左右。與銀行利率相比,民間借貸利率有巨大的套利空間 

根據我國金融法規的規定,企業之間禁止私相借貸,公民參與的借款最高利率不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超過者不予保護。但是,對高利貸的認定標準,我國法律卻無規定 

長期遊走於法律邊緣的民間借貸進入瞭一個危機集中爆發期。 

連日來,各大網站相繼爆出民間借貸崩盤的消息——作為經濟發展中一種必然產生的現象,缺少明確的法律規范,是民間借貸危機產生的根源。 

多人“跑路”四處“崩盤” 

“今天你跑瞭嗎”——這句話成為新近網絡上描述民間借貸的流行語之一。 

在我國民間借貸最為發達的地區——浙江,今年中秋前後開始彌漫一股不祥的氣息。有網友爆料稱:浙江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跑路”,欠款可能高達20多億元,目前供貨商還在公司門口討要貨款。 

胡福林到底有多少欠款?有知情人士稱,他從信泰集團高管處得知,胡福林真實欠款高達20多億元。其中,民間高利貸12億元,光月息就高達2000多萬元;銀行貸款8億元,月息500多萬元。 

生意場上人稱“眼鏡大王”的胡福林,“跑路”後引發瞭一系列連環危機。 

無獨有偶,在民間借貸同樣發達的福建地區,不久前也發生一起崩盤事件:一名村主任欠債3億元出逃。據福建省安溪銀行業人士稱,安溪縣城廂鎮公德村村主任許火從經營一傢名為廣融信的擔保公司已有10年之久,以“低吸高貸”的方式賺取息差。按照部分債主的說法,許火從一般以1.5分到2分的利息攬儲,再轉手以5分或6分的高息放出去。 

據瞭解,在央行收緊銀根的大背景下,這種高利貸模式在安溪受到很多擔保公司和企業主的歡迎。許火從集資的方式,和多數擔保公司從事高利貸賺取息差的手法如出一轍。不過,面對蜂擁而來的債主、面對幾億元的高利貸黑洞,許火從最終選擇瞭出逃。 

對於當前民間借貸危機的集中爆發,經濟學傢馬光遠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分析說,民間借貸的風險最終是否爆發,要看是否有產業支撐。比如,很多民間借貸將資金貸向中小企業、房地產、礦產等,這些產業如果沒有正常的現金流,投資回報比較低,那麼最終有一天可能還不上錢。一旦民間借貸的錢無法償還,肯定會引發嚴重的金融風險。 

此外,馬光遠還提醒,民間借貸這種遊離於銀行監管體系以外的融資方式,一旦出現市場風險,肯定會傳導到銀行體系。 

銀根緊縮“全民借貸” 

一名在北京定居的浙江商人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在江浙一帶,很多時候憑借個人信用就能夠貸出很大一筆錢。 

“過去沒有實行限購政策時,我曾經和幾個老鄉聯手憑借民間借貸的資金將某個樓盤中的整棟樓都給拿下來瞭。”這名商人說,在房價進入快速上漲期之後,這樣的投資行為獲益頗豐。 

但是,這類常見的民間借貸行為在如今的宏觀經濟大背景下卻有些“變味”。 

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依然嚴峻,央行在不斷回收流動性資金。在銀根緊縮的背景下,市場對於資金的渴求,讓民間借貸更加瘋狂,有人將其稱之為“全民放貸”。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不無憂慮地表示:“現在民間借貸已經到瞭非常危險的時候,我預計今年年末,民間資本風險會出現大的爆發。” 

《法制日報》記者瞭解到,在上述因素下,目前不少民間借貸都是套利操作。以福建的崩盤事件為例,涉事村主任以低息從銀行套取貸款後,轉手給擔保公司、典當行或民間借貸,牟取利差收益。 

“目前,銀行貸款利率跟民間借貸利率的差距太大,民間借貸(利率)最高可能達到100%以上,普通的年利率在60%左右。與銀行利率相比,民間貸款利率有巨大的套利空間。”馬光遠說。 

在巨大的利益引誘下,甚至連一些企業乃至上市公司都開始熱衷於這種“轉貸”行為。 

今年的半年報顯示,香溢融通、錢江生化、臥龍電氣等上市公司上半年均有大手筆的委托貸款活動。有的公司來自委托貸款的收益甚至超過主業,被指“不務正業”。  

“上市公司通過委托貸款,一方面進行‘信貸套利’,另一方面粉飾上市公司的業績。但很顯然,這種浮華業績的背後,蘊藏著極大的系統風險。我們尚且不知大多數上市公司‘委托貸款’最終資金的流向,但從高達20%以上的利息看,這些資金必須投入到回報極為豐厚的行業才會還本付息。而今年民間借貸的資金流主要有兩個:一是流向瞭房地產和煤礦等領域;二是流向瞭中小企業。由於利率極高,無論是流向房地產的,還是流向中小企業的,都存在無法償還的風險,一旦資金鏈斷裂,不僅上市公司的業績‘現形’,同時,風險會最終傳導到銀行,引發金融風險。”馬光遠說。 

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近日指出,有3萬億信貸資金流入民間借貸市場。 

“對這部分資金的監管,銀監會對其流向等做瞭一系列規定,但該規定很多都流於形式。比如,銀監會規定,項目貸款等要由銀行支付,而不是讓企業自行支付。這種委托支付可以保證銀行信貸資金流向應該流向的地方,但有相當一部分沒有按照規定進行,‘跑冒滴漏’現象很嚴重。銀行要切斷民間借貸市場的風險關聯,最重要的是不能在制度上出現存在‘跑冒滴漏’的可能。”馬光遠說。 

金融市場應該適度放開 

那麼,如何化解當前的高利貸困局?業內人士建議,要在金融體制改革與完善法律監管兩方面下功夫。 

“根據我國金融法規的規定,企業之間禁止私相借貸,公民參與的借款最高利率不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超過者不予保護。但是,對高利貸的認定標準,我國法律卻從無規定。在其他國傢法律中,至今也難找到一個明確的法定標準。”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葉林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高利貸的風險不言而喻,如果約定的貸款利率有效,借款方企業可能因此破產。很多公司或企業是在管理者控制之下進行高利貸的,許多借款是管理層不顧股東利益而以極高利率借入的款項。 

記者瞭解到,小額貸款公司是迄今為止民營經濟唯一能夠參與和控制的準金融機構。2008年,銀監會、央行下發《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截至2010年上半年,全國已設立小額貸款公司1934傢。但這類機構不具備吸取存款的權利,此外,在稅收上無法享受與銀行同等的待遇。 

此外,在20096月,銀監會發佈《小額貸款公司改制設立村鎮銀行暫行規定》,允許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轉制為村鎮銀行,但必須滿足商業銀行作為最大股東或唯一股東的基本條件。也就是說,小額貸款公司隻能依附於商業銀行發起,沒有獨立經營的權利。 

葉林建議,可以從三個方面減少高利貸現象,抑制民間借貸的風險。 

“一是提供好的投資品種,滿足資金逐利性的需求。比如香港交易所剛推出的ETF(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產品,再如上世紀90年代的含保值貼補的國債。民間資金是逐利的,民間資金規模巨大,一定要為其找到光明正大的資金出路,否則,必然會以隱形方式提供給企業。”葉林說,第二個方面在於,多數涉足高利貸的企業都是中小型企業,這說明大型公司資金並不吃緊,中小企業才是銀根緊縮的受害者,國傢應當在促進中小企業發展上下功夫,尤其是提供其融資平臺。最近有消息說,國傢正在籌備跨部門的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機構。這一機構一旦成立,應該要充實它的職權,尤其是在資金方面予以扶植。 

葉林認為,減少高利貸現象,抑制民間借貸風險的第三個對策是,積極報道高利貸不被法院接受的典型案例,讓閑散資金的擁有者知曉高利貸的法律風險,減少公眾參與高利貸活動的概率。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認為,民間借貸作為經濟發展中的必然現象,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還是要進行金融體制改革。 

據瞭解,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近日在主持召開小企業金融服務座談會時指出,緩解小企業融資難,關鍵要多措並舉,加快金融體制機制改革和組織制度創新,充分發揮好市場機制和政策支持的作用。 

“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確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甚至不僅僅是一個中國特色的話題。但在目前宏觀調控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原因並不是‘河裡缺水’,而是無論旱澇,水都流不到中小企業的田裡去:大銀行不願意給中小企業放水;那些本來服務於中小企業的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等,卻忙著拉大客戶和跨區域擴張,也無暇顧及中小企業的死活。這樣,在主流的金融體系裡得不到支持的中小企業,隻好求助於利息高、風險大的民間借貸,而大多數民間借貸的利息高達100%以上。不向民間借貸等死,向民間借貸找死,中小企業陷入瞭真正的困境。”馬光遠說。 

馬光遠分析說,在現有的金融體制下,要徹底解決民間借貸問題,根本路徑是開放金融。一方面鼓勵成立中小銀行,另一個方面開放民間地下金融,將其納入主流的金融體系。“中國金融業面臨的最大風險仍然是不開放的風險,而不是監管。任何嚴格的監管,都無法控制金融短缺下的信貸套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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