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良格真相:解放軍私下借錢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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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人民網軍事 發表日期：2013-4-17 15:45 核心提示：揭秘：中國買下瓦良格號最初並非政府行為“從航母工程可以看出，中央的決策從偏重領導人的統一意志逐漸邁向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經歷這段過程的人一個個在離世，希望能組織一個正式 揭秘：中國買下瓦良格號最初並非政府行為 “從航母工程可以看出，中央的決策從偏重領導人的統一意志逐漸邁向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經歷這段過程的人一個個在離世，希望能組織一個正式課題，對航母發展的過程認真回顧、梳理，搶救一點資料，對後世是個重大借鑒” 南方周末記者 葉飆 相比“慢船”瓦良格號，中國航母工程儼然是艘更“慢”的“船”，歷經四十餘年，一路搖擺前行。 從１９７０年劉華清組織首次專題論證開始，對航母項目的推動與爭論就從未停止。多位親歷者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這次往往被描述為“不瞭瞭之”的論證曾正式確定瞭工程的代號，吸引瞭數百人參與其中，但突發的“九一三事件”賦予反對者能量，令這段初始論證擱淺。 １９８０年代，航母工程再度被提上日程，卻最終於１９９０年代被否決。即使在意外收獲瓦良格號後，搖擺仍在繼續。 “對海軍的建設，（不支持者）有認識不夠的問題。但整個來看，航母項目的起起伏伏，正說明瞭中央的決策從偏重於個別領導人的集中統一意志，更多地轉向民主化、科學化決策。”看到由瓦良格號改建的“遼寧艦”終於交付海軍，經歷瞭大部分“搖擺”過程的海軍原裝備技術部部長鄭明少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從“美帝蘇修航空母艦圖冊”開始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６日，瓦良格號在大批拖輪護航下，被緩緩拖入大連造船廠。２００３年建成的３０萬噸船塢，改建啟動。此時，距離這艘蘇聯時代巨艦抵華，已過去三年。 很快有海軍人士在探望老領導劉華清時透露瞭這一消息。“來的人說，航母開始建造瞭，他很高興，緊接著說，‘但晚瞭１０年，而且形成戰鬥力還需要一段時間’。”劉華清女兒劉超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沒人比劉華清更有資格下這一判斷。從１９７０年擔任船辦主任、奉命組織首次論證，到１９９０年代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他都在不遺餘力地推動航母項目的進程。 這位“中國航母之父”對航母的最初瞭解，來自一本現已泛黃的手工小冊子。當現已退休的七院７１４所教授級研究員於瀛在首都北四環外的中國艦船研究院（原國防部第七研究院，簡稱“七院”）舊樓裡再度掏出這本小冊子時，時間已過去瞭４２年。 “１９７０年４月下旬，就在這個樓二樓東頭的大會議室，我們被喊去開會。會議絕密，領導不準帶秘書，我們不準帶筆和筆記本，連會議主題都不知道”，於瀛回憶說，“由嶽英副院長宣讀上級命令，根據海軍的情況，中央決定我國要發展航空母艦，責成海軍組建論證研究隊伍。我們所幹什麼呢？搜集、匯報世界航母的過去、現在、未來以及作戰使用情況，限期一個月。” ５月初，海軍造船工業科研領導小組開瞭會，正式傳達瞭這一指示，當時受到沖擊、調任小組辦公室（簡稱“船辦”）主任的劉華清成為論證的組織者。 命令來得突然。當時中蘇交惡、美國無人機常掠過中國領海，而中國在武器研制上正經歷一番小高潮——第一艘核潛艇開工、常規動力艦艇和潛艇都開始批量制造、首顆人造衛星發射升空，毛澤東更強調，“要早打、大打、打核大戰”。在這樣的背景下，論證發展航母的命令似乎也並不意外。 於瀛當時在７１４所從事世界水面艦艇總體發展研究，任務落在瞭張日明副所長和他等人身上。忙碌瞭半個月，他們不僅要在極為有限的圖文資料中尋找有關航母的點滴，還要接待絡繹不絕的相關單位來索要材料。 ５月中旬，他們帶著日夜趕制的一疊板子，來到海軍機關大樓西配樓２樓會議室，向劉華清做匯報。 “那時沒幻燈片，我們就把三合板一劃為二，用砂紙磨光，塗上海軍藍的油漆，再把照片放到最大尺寸，一張張粘上，報告時候講到哪張就拿出來擺，像是‘拉洋片’。”於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劉華清是七院的首任院長，與張日明等老部下非常熟悉，直言不諱，“胖子（張日明的綽號），你講瞭這麼多，我一下子也記不住，你能不能給我出一個小手冊，我給領導匯報的時候可以看？” 這本如今泛黃的“美帝蘇修航空母艦圖冊”應運而生。手冊約兩巴掌大小，做瞭約１５本，羅列瞭兩個超級大國的航母照片，並一一介紹其參數指標。 劉華清翻閱時或許不會想到，十多年後，他將登上手冊裡的“小鷹號”航母，編織更為具體的中國航母構想。 “我父親有個特點，不管職位高還是低，他堅持他的信念，船辦主任是個最小的官，但他覺得自己的職責就是讓國防強大，重要的東西一定要確保。”劉超英認為父親開始對航母工程投註精力並非偶然，“對於航母，他的意識也會超前些。畢竟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５８年就在蘇聯海軍學院學習、後來又在七院做院長，對艦船的戰術、技術都很熟悉。” 在自己的回憶錄裡，劉華清未對這段過往花費太多筆墨，“早在１９７０年，我還在造船工業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時，就根據上級指示，組織過航空母艦的專題論證，並上報過工程的方案”；然而，在親歷者口中，這段最初的論證展現出更豐滿的一面。 被“９１３”事件中斷的航母論證 隨著５月５日中央命令正式下達，七院成立瞭班子，大樓的燈火開始日夜不滅；５月１６日，由劉華清領銜完成的報告已上送。 “本地的、外地的，從各個研究所調人來，集中幾十個人燈火通明地搞論證工作，”當時在第六機械工業部軍管會任委員的鄭明回憶說，“到瞭５月２７日，劉華清同志受委托、在海軍主持瞭一場航空母艦論證工作座談會，確定瞭兩個方案，一是護航航母、二是反潛航母，重點是護航航母和艦載飛機的論證，就在這個會上，醞釀提出瞭航母工程的代號，７０７工程，這是個歷史性時刻。” 會議把任務落實到瞭各院——七院（當時為中國艦船研究院）負責航母總體論證，六院（曾是中國航空研究院）負責兩型艦載飛機的論證，包括殲擊機和反潛機，三院（當時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負責艦載導彈系統的研制，主要工作集中在七院。 “１９７０年７月中央軍委正式批準成立研制隊伍，第一次會議就在我們院７樓大廳，領導講話後，我們所張日明副主任給他們上課，各團隊技術骨幹、領導都來瞭，當時人們對航母的概念不清楚，講課從什麼是航母講起，講到它的作用、未來發展方向。”於瀛介紹說。 航母工程迅速從“‘嘴’上談兵”進入瞭“紙上”操作。當時，經國務院批準，由海軍造船工業科研領導小組和第六機械工業部等共同召開瞭一次五型艦艇會，代號“７０７５”會議，涉及３３３個單位、７２９名代表，參會的包括時任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副司令員周希漢、劉華清、錢學森，還有餘秋裡、李如洪等。 會議分為５組同時進行，討論５型獲得國務院正式認可的艦艇，包括核潛艇、航空母艦等。 令鄭明印象深刻的是，在周希漢副司令員的建議下，全體會議代表統一乘坐火車專列去往大連造船廠。 “周希漢非常英明果斷，當時造的驅逐艦能下水瞭，他就決定要讓大傢瞭解海軍的情況，有些代表沒看過船、不知道軍艦什麼樣，到大連造船廠一看就知道瞭，對推動研制５型艦艇、大連造船廠的生產都起瞭很大作用。”鄭明說。 這一細節從一個側面說明，不少在陸戰中成長起來、又為建立新中國做出過卓越貢獻的領導幹部對海軍的認識、瞭解相當有限。這也反映在大會的７０７工程分會上。 “周希漢、劉華清已經定瞭調子（５月１６日上送報告中已確定），希望造３萬噸級的，但當時文革，有‘左’的思潮，海軍司令部的造反派反對，說要搞航母就要趕英超美。他們講的東西很過頭，李作鵬也不是糊塗的人，還是支持周希漢、劉華清的觀點，”鄭明回憶說，“同時也有右的影響，有人說搞不出來，安排不瞭任務。” 親歷者們透露，還有一種主要的反對聲認為，航母是帝國主義侵略的武器，“我們又不侵略別人，搞什麼航空母艦？” 回過頭看，鄭明認為，會議試圖排除“左”和“右”的影響，堅持往前走；但影響很難完全排除，因為“不僅下面有，上面也有”，論證工作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繼續。 ９月下旬，海軍造船工業領導小組再次召開會議，確定７０７工程的各主要工程設備都開展研制；當時提出時間期限——“（航空母艦）爭取在第四個五年計劃（１９７１－１９７５）末期建造出來”——留給研制單位的僅有５年時間，這顯然脫離瞭實際情況。 到瞭年末，領導小組上報瞭一份《造船科研四五規劃》，明確瞭海軍裝備建設以導彈為主、潛艇為重點、第三位是護航航空母艦，排在瞭大中小型導彈艦、導彈艇、魚雷艇前邊。 “並不是說要搞航母就沖昏瞭頭腦，而是相當清醒地積極部署這件事，”鄭明分析說，“包括周希漢、劉華清在內，參與決策的領導是有長遠考慮的。” 他同時補充，１９７１年４月，領導小組又發過文件，再次明確核潛艇是當年重點，航母的位置則往後擺瞭些。然而，５個月後，“９·１３事件”突發，讓正緩步前行的“７０７工程”擱淺。 “據我瞭解，‘７０７工程’被轉化為政治問題瞭，被有些反對者將之上升為路線問題瞭，盡管一些專傢、基層領導並沒有完全停止對航母的研究，但也難有作為。”鄭明透露。 “全軍好高騖遠典型” 今年８１歲的於國棟從１９６４年起參與海軍裝備規劃，退休前是海軍裝備技術部辦公室主任。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上世紀７０年代，為確定海軍新的發展方針，他在船辦工作，曾與海軍規劃編制小組的同志搜集各方意見，經過多番推敲後，提出瞭“以導彈為主、潛艇為重點，積極發展海軍專用飛機”的建設方針，並基本上得到瞭上級的認可。 他解釋說，“海軍專用飛機”包含航空母艦的艦載飛機在內。由於軍方高層一部分人對海軍建設主張“小炮艇萬歲”，認為航母項目好高騖遠，隻能通過這樣的形式賦予航母保持研究的機會；同時經過與七院磋商達成默契，把有關航母的一些重要課題，如艦載飛機起飛、降落技術的研究等，隱秘地列入預研任務。 鄭明補充說，１９６０年代海軍曾籌備研制驅逐艦，被軍方高層在當時一次全國軍工的２０００人大會上批為“全軍好高騖遠典型”，“驅逐艦都好高騖遠瞭，那航母是什麼呢？這些事的影響很深。” 這樣的態勢儼然已影響到海軍的進一步發展。１９７５年，毛澤東在一個月內連續對海軍作瞭兩次指示，海軍很快編制瞭《海軍艦艇十年發展規劃》，刻意將正受政治審查的劉華清排除在參與研究、編制人員之外。看到這份保守的規劃時，劉華清非常失望。 “老一輩人不一樣，我們這輩人可能覺得，既然被排除在外，就不關我事，可他非常著急，幾夜沒睡著覺，親自寫瞭份匯報，寫的時候痔瘡犯瞭，他找工人來在椅子上挖個洞，忍著疼痛一氣呵成，他覺得，如果１０年以後海軍還是這樣子，不等於浪費國傢的財富嗎？”劉超英透露。 劉華清向鄧小平遞交瞭匯報，並抄送海軍第一政委蘇振華，提出規劃的八個問題，認為在近海殲敵的同時，也“一定要到遠海敵後去打擊殲滅敵人。為瞭解決水面艦艇和潛艇到中、遠海作戰的空中掩護、支援配合等問題，有必要盡早著手研制航母”。 劉華清超前地認識到，在大力發展海外貿易後，掩護海洋交通、保護海洋資源的任務必將繁重，中國又不能去外國建設基地，執行任務離不開去遠海，因此“可將搞大型驅逐艦的人力、財力拿出來搞航空母艦，先搞常規動力的，排水量在４萬噸左右，不一定搞８萬噸、１０萬噸的”。 他直言不諱地與“小炮艇萬歲”理論發起交鋒，稱“建設強大的海軍，其重點絕不能放在搞小艇上，將它搞得再多，敵人也不怕，必須解決關鍵性的作戰艦艇”。 在劉超英看來，父親有這些想法，與１９７４年參與西沙海戰後的設防與調研有密切關系，“海戰雖然贏瞭，但他發現在遠離大陸的海域我們不僅缺少制海權，更沒有制空權，打不瞭持久戰，不僅西沙，還有南沙，沒有強有力的能奪取制海、制空權的艦隊，沒有辦法守衛３００萬平方公裡的海洋國土和１。８萬公裡海岸線。所以西沙海戰後，這個事他一直放在心上。” 劉華清又分別給鄧小平、蘇振華寫信，說明寫匯報的原因，鄧小平當即批復，“振華同志：請你考慮一下，我看有些意見值得重視。”然而，匯報終未能使規劃調整，７０７工程繼續留守冷宮。 劉華清的堅持 １９８０年，時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劉華清隨軍委秘書長耿飚訪美期間，登上瞭美國海軍“小鷹”號航母、“突擊者”號兩棲攻擊艦，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其規模氣勢和現代作戰能力，給我留下瞭極深的印象。” 一位多年研究劉華清海軍戰略思想的海軍不願具名人士分析說，“從那時候開始，航母在他心裡的地位就不一樣瞭。” 實現航母構想的機會出現在１９８２年，劉華清被任命為海軍司令員，這一次，他采取瞭不同以往的辦法。 上述不具名人士回憶說，早在１９８３年，劉華清就把調整海軍戰略定為海軍改革的“綱”，但較正式提出海軍戰略卻已是１９８５年。 “這中間他幹瞭些什麼呢？除瞭大力推進海軍體制編制、軍事訓練、戰場建設、後勤保障、裝備發展、人才培養的改革外，還搞瞭海軍旗、海軍節、海軍軍歌、軍服，宣傳海洋觀等，這些基礎性的東西，那時候他寫文章也很多，這之前、之後都沒人寫那麼多，《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到處發表，按現在來說，就是做輿論準備瞭。 劉華清為官很低調，不願意宣傳自己，但這時候為瞭宣傳和建設海軍，他打瞭個伏筆”，他表示，“１９８５年，他正式提出瞭海軍戰略，把‘近岸防禦’改成瞭‘近海防禦’，這是中國近代海軍自１８６６年以來海洋防務觀念的裡程碑，也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軍種戰略。一字之差，就引起瞭整個海軍思想觀念、裝備建設、戰場建設、人才儲備的一系列變化。” 與此同時，三次海軍裝備技術工作會議陸續舉行，航母被反復提及，劉華清的態度不斷明朗——１９８４年第一次會議時，他表態“現在國力還不行，要等一段時間”； １９８５年第二次會議後不久，已擔任海軍裝備技術部部長的鄭明向劉司令匯報海軍裝備發展１５年設想，提到要啟動航母論證，劉華清說，“航母總是要造的，到２０００年航母總要考慮，發展航母，可以先不提上型號，而先搞預研”； 到瞭１９８７年１月，第三次會議上，劉華清明確表示，“現在，各國都在註意發展航空母艦，我們搞難處多一些，財力、技術都有一定困難，但從長遠考慮，還是需要的。十年內不搞、十年之後再搞，也還會有困難。因此我要求早論證，早點把這個問題研究透。” 然而，１９８７年３月，總參謀部牽頭，高層開瞭關於八五規劃的匯報會，在著重調整軍隊規模的背景下，定下的發展優先順序是陸軍、空軍、二炮、海軍，海軍排末尾，航母更沒得到重視、核潛艇維持原狀。 媒體還報道瞭一條消息：中央一位領導在與外賓講到中國海軍建設時坦言：中國不對外侵略，也不準備搞航空母艦。 此前，在召開海軍戰略研討會後，海軍裝備論證中心已搞過兩次航母論證，向總部以上匯報過發展構想，如今看，當時有些高層人士的認識卻與之相差甚遠。 那段時期，吸取瞭馬島海戰的經驗，由七院在青島召開瞭航母學術研討會。與會者在航母的重要性、中國發展航母的必要性、盡早發展航母的可能性、研制指導思想、設想的航母戰術技術狀態以及論證開路、預研先行等６個方面展開瞭熱烈討論，形成瞭許多觀點、見解上的沖突。 相關人士表示，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上世紀８０年代，經費成為航母反對者的重要理由之一。１９８５年中國軍費總投入才１９２億元，還不夠買一艘美國大型核動力航母。 鑒於這些不同看法，劉華清與原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大將溝通，兩人在發展航母的迫切性上非常一致。很快，蕭勁光接受劉華清的建議，寫成《建設現代化的強大海軍》一文，發表在《海軍雜志》上，強調航母必不可少；劉華清則決定再向上做一次匯報。 “劉華清的性格特點是這樣，他不為自己講話，但涉及國傢利益，他必須要講，１９７５年給小平上書是這樣，這次同樣。”前述不具名海軍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１９８７年３月３１日，總部首長沒有來，派裝備計劃部、作戰部的領導來到海軍，劉華清親自匯報、開宗明義，表示自己並非要跟上級唱對臺戲，海軍堅決執行軍委決策，但要向軍委首長說明我們的真實想法、意圖。 “他說，海軍戰略涉及海軍建設的頂層設計，發展有兩大問題，一是航母，二是核潛艇，”鄭明在懷念劉華清的文章中提及，對這次匯報印象很深，“他當時講瞭句關鍵的話，‘這兩項裝備，不僅是為瞭戰，平時也是為瞭看，看就是威懾’，點出瞭航母有戰略威懾的作用。作為一個老紅軍，能講出這種語言，中國不多。” 劉華清代表海軍的這次親自匯報，據說並沒有得到正式批示與答復，但在軍方上層、特別是總參謀部、裝備部和國防科工委等領導機關裡引起瞭反響和關註。 國防科工委丁衡高、科技委朱光亞、聶力、葉正大等領導同志集中各方面意見，下決心正式把《我國發展航空母艦及艦載機系統可行性研究》列入國防科工委１９８９年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並於１９８９年１月發文成立課題組，鄭明和聶力都是課題組顧問。 課題組在１９９０年７月完成研究報告。１９９０年８月，海灣危機和戰爭相繼發生，又根據形勢追加瞭後續研究任務，１９９１年９月終於完成補充報告。全部報告包含有百餘份、數百萬字的研究成果。這份報告上報後，在軍界、軍工界發揮瞭重要作用，也就是傳聞已久的“８９１論證”。 鄭明表示，當時各方面都在思考，如何再進一步走下去；就在這時候，瓦良格號進入瞭中國軍方的視野。 考察瓦良格 １９９１年，蘇聯解體，中國軍方看到瞭機會，劉華清親自擔任中俄軍事技術合作混合委員會中方主席，從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７年，參加瞭６次會議，推動引進俄羅斯技術，瓦良格號幾乎是這塊“蛋糕”上的“櫻桃”。 上世紀８０年代，瓦良格號開建，屬蘇聯第三代航母，１９８８年下水。蘇聯解體時，這艘巨艦的建造率達６８％，歸烏克蘭所有，後者卻無力將其造完，希望尋找買傢兌現。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瓦良格號停工的消息最早於１９９１年底或１９９２年初傳來，一位中國院校的老師與烏克蘭造船學院的同行交流聯系時，對方提及自己國傢的航母造不下去瞭，就放在學校附近，邀請其有空過來看看。從烏克蘭回來之後，這位老師馬上向上級匯報瞭此事。 一支來自中國的航母考察團很快蒞臨烏克蘭城市尼古拉耶夫，成員由造船技術專傢和軍方代表組成，希望瞭解船的性能和烏克蘭方面的意向。他們看到，船上還有好多設備沒有安裝，動力裝置隻是放在底座，沒有上螺絲——有的因為設備還未交付，有的則是沒錢安裝。 前海軍副司令員張序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樣的考察團派遣瞭多次。海軍當時的思路，一是買個半成品，另一個是自行研制，“前一種更適合起步”。 這也符合劉華清的思路。劉超英透露，父親當時就提出，“我們要使用科學的方式逐步發展，逐年撥款，逐步投入完成”；建航母並不像一些人以為的、一下子需要很多錢，有瞭航母，也可以節省一部分機場的建設。 老人在回憶錄中提及，自己“先後批準海軍和工業部門的專傢，去法國、美國、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傢考察過航空母艦”。 中國造船工程學會理事長黃平濤正是當時被派出去的人之一。１９９５年，他擔任中船重工集團總經理，１９９５年５月正要去烏克蘭出差，出發前一天收到瞭劉華清交給的新任務，他後來在《憶劉副主席二三事》一文中回憶瞭這段經歷。 “在京西賓館，部隊的曹剛川同志和賀鵬飛同志向我傳達瞭劉副主席的指示，增加一項任務：到黑海船廠考察瓦良格號航母，看看有沒有購買的價值。我們接受這個任務後非常興奮，劉副主席想造航空母艦瞭，造船人多年的夢想有可能實現瞭，” 黃平濤寫道，“為瞭騰出更多的時間仔細考察航母，我決定不乘舒適的中國民航，改乘烏克蘭民航，經停新西伯利亞城直飛基輔，往返可多出一天多的工作時間。 我組織出國人員進行瞭討論和分工，列出瞭考察提綱，有攝像、照相和記錄。黑海船廠熱情地接待瞭我們，他們對瓦良格的保護也十分盡心，即使在工廠發不出工資的情況下，也有人在航母上值班站崗。為瞭我們上船考察，還臨時拉瞭電線照明。” 事實上，有知情人士透露，中國早在上世紀９０年代初就買來瞭瓦良格號的專用補給艦，並在其基礎上建造瞭遠洋綜合補給船“南運９５３”，購買瓦良格號看上去是水到渠成之事。 黃平濤回憶說，自己回國後就向曹剛川、賀鵬飛作瞭匯報，但到瞭年末，消息傳來，參與者們被要求：“今後不要再打報告要求造航母瞭”。 這顯然與高層決策有關。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航母》一書在談及這段歷史時稱，政府高層當時在一份關於航母的報告上批示：“本屆政府不考慮這個問題。” 該書認為，１９９７年前後，中國此前面臨的安全壓力消失，因此采取“和善”的“新安全觀”，航母工程自然被暫時擱置。也有消息稱，相關方面研究瞭改造航母的成本，選擇放棄這一計劃。 有知情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確認，當時最高層進行瞭討論，最終決定不搞航母。中國航母之路再度蒙上陰影。 曲線買船 正是在這時候，香港創律集團主席徐增平與中國航母的命運交匯到一起。 據知情人士透露，在購買瓦良格號的提議被最高層否定後，軍方仍未放棄對這艘巨艦的興趣，故而開始尋覓合適的買傢，希望能先把船買回來，再考慮下一步辦法。 “當時想從香港選擇，最早找瞭兩位香港的著名商人，他們都因為各種原因婉拒，最後這個任務就落到瞭徐增平頭上，” 知情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個商人既不能太小，又要肯做這件事，徐增平原來當過兵，對軍隊有感情，但他確實不知道怎麼操作，他的賬上隻有３０００萬港幣，而烏克蘭方面對賬上資金的最低要求是５０００萬美元，他就開始籌錢，得到瞭很多有心人的幫助，借夠瞭買船的錢。” 《中國航母》一書稱，徐增平在內地、香港兩邊籌資，共籌到約２億元人民幣，其中一筆數千萬元的資金來自華夏證券。 “買船是１９９８年以後的事，我父親１９９７年已經退瞭，但他在任上推行的策略和指導思想確實產生瞭很大的影響，全國人民也都希望有航母，瓦良格號又確實是個百年不遇的機會，如果被其他國傢買走瞭，力量對比就會對中國很不利，” 劉超英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我們談論愛國，還是要落實到具體行為上，徐增平當時的能力，和前邊找的幾位商人沒法比，但關鍵時刻，他敢於沖上去，把這件事做成，他替國人把握瞭這樣一個機會。” 時隔１４年，網絡上流傳著許多關於徐增平買船的故事。有徐增平早先接受媒體專訪時的說法，也有自稱國防科工委工程師所撰寫的親歷回憶，然而隨著“遼寧艦”入列，無論是徐增平，還是當初作為總裁助理飛赴烏克蘭洽談買船事宜的香港觀塘區議會議員姚柏良，都不願再談論這段經歷。 《中國航母》一書披露的一篇稿件為歷史做瞭註腳。稿件來源於１９９８年１１月新華社記者，創律方面當時正欲將瓦良格號運回中國，徐增平對記者表示，購買這艘航空母艦的目的是“以商業行為之名，行服務國傢之實”，“希望對國傢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有所貢獻”。 徐增平透露，１９９７年上半年，他聽中央領導曾經探討過購買這艘航母的問題，但最後決定放棄投標購買，自己因此陷入長時間思考，認為中國因為種種考慮不買這艘航母當然可以理解，但一定不能讓它落入其他國傢尤其是對中國有敵意的國傢手中。 他當時對記者表示，“從目前看，中國當然不會馬上裝備航空母艦，但從長遠看裝備航空母艦是遲早的事情。 那麼，創律擁有瓦良格號後，一旦中央認為時機成熟需要裝備，就隨時可以利用現成的母艦船身，或者加以改裝和全面裝備，或者用拆船等方式瞭解航空母艦的制造技術。這樣的話，等於無形中為中國海軍裝備航空母艦做好瞭基礎準備，也贏得瞭時間和技術。” 徐增平表態，“一旦國傢需要，我和創律將毫不猶豫地向國傢獻出這艘航空母艦，為國傢服務。這才是我的最終目的。” 事實上，相關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創律集團的資金很快出瞭問題，創律方面一度想把船賣給別的國傢，消息傳出後，中船重工方面接手瞭這艘巨艦；國傢動用全部力量，歷經艱險，才將它運抵大連。 直到瓦良格號被拖入大連港，圍繞航母工程的爭論仍未停息。迫於美國等國的壓力，烏克蘭方面曾拆除過船上一些關鍵設備，改造這艘船幾乎和新建一艘航空母艦一樣復雜。 據《國際先驅導報》報道，“將巨額資金投入到一艘幾乎‘報廢’狀態的蘇聯時期‘二手航母’，還是集中力量研制新型航母，在這一點上，國內軍地有關單位曾存在很大分歧。” 回顧近半個世紀的漫長搖擺，鄭明表示，對航母的決策，存在一個認識逐漸加深的過程，“領袖都不是神仙，隻能通過實踐慢慢理解，航母是個典型的大工程，從中可以看出，中央的決策從偏重領導人、比較集中的統一意志逐漸邁向決策民主化、科學化。 現在，經歷過這段過程的人一個個在離世，希望有關部門能組織一個正式課題，對航母發展的過程進行認真挖掘、回顧、梳理，搶救一點資料，對後世是個重大借鑒。” ２０１２年９月，命運多舛的瓦良格號終於突破瞭四十多年的搖擺，變身“遼寧艦”入列，成為我國海軍第一艘航空母艦。 劉華清於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４日去世，沒能看到他期待已久的這一幕。 |
2013年7月24日星期三
瓦良格真相-解放軍私下借錢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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