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職法官的遺憾:等不及新一輪司法改革瞭|法官|辭職 |
身著法袍的張偉 在16年的基層法官生涯中,張偉多次收到當事人送來的錦旗,這令他感到欣慰 張偉是棒球愛好者 一封300多字的辭職信、三張制式統一的表格,終結瞭基層法官張偉16年的職業追求。 微博上曬出的工資條,曾引來上千網友圍觀:實發5555.8元。在北京,這個收入,幾乎宣告購房、買車的事兒將與你無關。但張偉反復強調,真不是錢的事兒,“加薪能保證法官不挨罵嗎?能保證不加班嗎?能保證崗位輪換按意願發展嗎?能不用做維穩化解信訪回復嗎?” 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報瞭《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的核心內容,法官的狀況有望改觀。在法官流失加劇的大環境下,系統內尤其是基層的司法人員,對司法改革寄予瞭更為迫切的期待。但39歲的張偉,兩個孩子的父親,等不及瞭:“我沒有另一個青春洋溢的十年用來試水。” 在他做決定前後,該法院又有兩名年輕法官選擇離開。 微博記錄瞭張偉最後的法官生涯 敲碎的法槌 “爸爸,你作案時為什麼總拿一把錘子呀?”7歲小兒子的雷人提問,曾被張偉發到微博上當段子。當上父親後,職業構想中糅進瞭更多的傢庭元素,他希望,有一天,兒子可以自豪地跟別人說“我爸爸是法官”。 這個構想最近被迫中斷。今年5月22日,張偉向所在法院政治處遞交瞭辭職申請,短短的300多字,甚至沒鋪滿一頁A4紙。在文末,他用節制的語言總結:“努力工作快樂生活是我的宗旨,但是現在的工作與我的追求相矛盾,所以不得不痛下決心離開。” 落在紙面上的文字,無法紓解現實中的苦悶與失落。他幾次強調:“我是主動辭職,但是被迫失去這些東西。”說著,用力吸瞭一大口冰飲,垂下眼瞼,盯著在杯中上下浮動的吸管。 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高院院長慕平透露,近5年,已有500多人離開法院,北京的“法官流失”現象嚴重,流失法官主要集中在基層法院,骨幹比例增加,流失速度加劇。而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負責人更早之前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曾透露,5%的法官幹不到退休年齡即離開法官隊伍。 在法官出走的分析中,工作壓力大、待遇相對低、晉升空間小、職業榮譽感下降等是主因。幾十字,足以將困境分析到位,但隻有個體,更能體味其間的分量。起碼,這是16年前的張偉無法想象的一種抉擇。那會兒,剛進郊區法院的小書記員,暗自崇拜著大法官,憧憬有朝一日能揚起莊嚴的法槌,就自己審理的案件作出負責任的裁判。 1998年的法院,這名23歲的新人看到的,是“跟現在絕對不一樣”的圖景。法院工作清閑:案件少、審理周期漫長。跟當事人吃吃喝喝的風氣,彼時正侵蝕著系統。民眾的吐槽精煉而形象——“大簷帽兩頭翹,吃完原告吃被告”。 彼時,人民法院即將實施第一個司法改革5年綱要,啟動一輪路徑明朗的司法改革。“那段時間也是我最堅定要考法官的日子。”回顧過往時光,講述者消沉的聲音活潑瞭起來。 媒體評價中,將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復核權,作為這一輪司法改革中最重要的突破,但對張偉的職業之路而言,推行法袍、法槌,司法禮儀,倡導法官職業道德等,更令他印象深刻——法官莊嚴、專業的職業形象由此塑造完成。 有一道練習題,張偉至今仍記得大概:“如果中午頭疼,已經不適於繼續工作,但下午還有庭審,最正確的選擇是什麼?”最後一個選項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不能開庭,回傢休息。 不少答題人對此設計表示不適,習慣性選擇“克服困難,繼續審案”。但正確答案恰是最後一項。出題人的理由是,法官要以最好的精力與智慧投入工作,如果不能保證則不能勉強工作。 年輕人感受到法官這一職業前所未有的榮光。“我好像挺笨的,每次都差兩三分。”2001年起,初任法官必須通過國傢司法考試,中國從此告別以政治合格為主的法官任用標準。張偉前後嘗試瞭七八年。其間,有同學放棄,轉而進入行政機關,此後一路升遷。他還在堅持啃一摞摞的法條,“就想當法官”。 2008年,法槌已近在手邊。這位民事庭法官審案越來越順手。可他發現,司法環境卻在改變。如同在玩一局漫長的俄羅斯方塊遊戲,張偉拼命移動、消減,力圖守住自己的空間,但未消掉的名為“麻煩”的方塊,仍越積越高。 2011年冬天,一個大麻煩來瞭。因立案申請不符合程序被拒後,一名78歲的老者天天跑到法院來罵娘。 “就在法院大門口,罵瞭我一個多月。”再提及此事,張偉如同置身事外的旁觀者,不怒反笑。當時,他站在辦公室窗口,順著窗臺望下去,罩在當事人頭頂的黃草帽在冬日顯得格外不搭調,當然,這絲毫不影響老者宣泄怒意。時間久瞭,他甚至研究出老者出沒的規律:一天兩次,早上當事人較多時罵一回,下午再來一趟。 “關鍵是沒人給你解決。”2011年冬天的寒意,是從心底開始湧上來的。張偉說,他理解單位的做法,畢竟對方年齡大瞭,院方沒辦法采取強制手段,而領導也不願招惹麻煩。 老者的不懈辱罵,導致其他當事人的不信任:你要沒問題,別人能罵你嗎?他無奈搖頭:“我沒法解釋。” 多名基層法官反映,曾有類似遭遇,且這種情況有泛濫的趨勢。對法官的不尊重,甚至直接體現在上訴狀中。有當事人直接寫“一審的混蛋法官”,截圖在法官圈裡流傳,一片嘩然。而張偉曾被女當事人堵在樓道裡,對方湊上前揪扯拉拽他的法袍,而他隻能高舉雙手。 甚至有被威脅的時候。庭審後,一名當事人帶著兩名小混混堵住張偉:“我記住你瞭。” “記住就記住唄。” “你傢住××吧?” “怎麼瞭,有種你就去!” 法警後來告訴張偉,該當事人為當地的一個小地痞。 在崗的最後一段時間,張偉也未能平穩度過。一個老頭與同村村民打架,因缺乏有效證據被駁回起訴。老頭沖進庭審現場,一把搶過法槌,梆梆亂敲一頓,嘴裡還念念有詞:“讓你不立案,讓你不立案……”細碎木屑在張偉眼前飛舞。法槌被敲碎瞭。 “沒瞭理想中的職業榮譽感,簡直是別人宣泄垃圾情緒的對象,太沒有尊嚴瞭。”他坦言,這種感覺很痛苦,卻也沒轍。在群眾的法律意識停留在“為己用”的階段,對不利於自己的判決、裁定,總有當事人會采取一定偏激行為。沒有司法制裁,或許任何一個當事人都敢辱罵法官,甚至動手動腳。而法院如果因為怕出現矛盾,不敢采取司法制裁的“綏靖政策”,隻會縱容違法者變本加厲。 瀏覽微博,吐槽在法官圈子裡相當普遍,但鮮有人願意跟傢人提及,“窮擔心”。 傾斜的天平 辦理離職手續期間,張偉曾走進中國照相館,以“留念一段過去的歲月”。這是一傢老字號。攝影師前面端坐的,是一名面貌清爽、舉止謙和的男青年,鼻梁上架著黑色半框眼鏡,身上捂著濃黑色法袍,紅色領口上釘有五粒金色紐扣。細看,紐扣上嵌有象征司法公正的天平圖案。 付出與所得的失衡,也在考量著系統內每一個體。法官的人生天平,說不清何時開始傾斜瞭。 剛入行時,張偉特別崇拜庭室一名前輩。老同志“文革”前就在法院工作,每天抽最便宜的煙,從不受當事人吃喝邀請,兩袖清風、生活簡單、愛好很多,“辦完案就顧自己玩”。 年輕人曾從老同志身上看到瞭自己的未來。自我感覺最好的,是2003年前後至2007年前的時光,《法官法》通過瞭,身邊的法官也頒發瞭等級證書,法官對職業前景充滿瞭美好的預期。“但緊接著,公務員法就頒佈瞭。嘩,整個倒車就開始瞭。法官成為體制內的一個工具,再想找獨立的司法裁判者定位,很難找得到瞭。這些年,倒車開得太厲害瞭。” 公開報道顯示,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頒佈,將法官、檢察官納入公務員體系。這一規定曾在法學界引起很大爭議,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胡錦光指出,將法官、檢察官納入公務員管理體系,忽視瞭法官、檢察官的職業特點和社會公眾對法官、檢察官不同於其他人員的期望。更有專傢直言,此舉將給行政幹預司法留下隱患。 而在基層法院——社會矛盾最集中的層面,法庭日益成為群眾解決所有糾紛的單一渠道,承受相當大的工作壓力下,執法者還要面臨來自各方的監督幹預。如張偉一樣的基層法官,大多有過被“信訪不信法”的群眾搞得疲憊不堪的經歷。當事人撥打一個政府熱線投訴,法官就要抽時間向其征詢意見,化解矛盾。為解決案件糾紛,北京市高院2010年推出遞進式化解方式。申訴案件先轉回基層法院篩查化解,反復處理,力爭讓當事人息訴。張偉直言,作為基層法官,對這種程序很反感但又不得不做,“這是一個正常程序加瞭一個非正常的遞進式。我判瞭當事人輸,他能對我滿意嗎?” 一名去年辭職讀博的基層法官也有相似體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他闡述稱:“即使一個案件完結,如果有上訪,上級還會要求你對此案作出說明。對於不服的民眾,還要一次又一次接待安撫。一些案件,已經不能單純依據事實來作出審理瞭。” 還有“壞人”利用制度缺陷及維穩需求,來達到自己訴求,比如,明明沒有繼承權的當事人,通過四處鬧,迫使法院最終把房屋判給他。 向庭長解釋離職時,張偉也有些小牢騷:“我發現工作被兌水瞭。”兌水,指的是在法定審判職責之外,基層法官還要搞調研、做宣傳、寫論文,當然也包括參與維穩,跟當事人化解矛盾。 關於論文、外宣及上報案例數量,據瞭解,每個法院都有一系列指標,然後量化到庭室,再具體到個人。比如張偉,今年上半年要完成一篇論文、一個案例。諸如他這樣的法官崗,也有宣傳任務,需要上電視、廣播做節目,給報紙供稿。年底考核時會有加分,而化解涉訴信訪,隻有扣分。 後來,他悟出來瞭:指標跟我沒有任何關系,隻會讓一個單位在數據上好看,說白瞭,是考核領導的。 剛參加工作時,當年被評為全院標兵、全市先進的法官,一年結案100件。效率之高已經讓同事們覺得不可思議,年結案四五十件在當時比較正常。而去年獲評先進時,張偉全年審理案件256件,僅剩3件沒結案,“但真累得夠嗆”。而今年上半年的受案數量,已超過去年全年。 互相作證的是,前幾年,他手裡的未結案一般不超過10個,去年不超過30個,到今年上半年,一下子超過100個,“我覺得自己數不過來瞭。”辦公系統列出瞭全庭室的案件分配,每名法官審理任務都不輕松。有年輕法官為開庭,甚至中午飯都來不及吃。 他晚上會被案件有瑕疵的夢驚醒。然後早上到單位,第一件事就是趕緊翻卷。偶爾在傢加班,兒子伏案寫作業,父親在旁邊寫判決。 去年年底,這名棒球愛好者的一個隊友在其眼前猝死,這事深深觸動瞭他:長期在重壓工作環境下,健康出問題瞭傢人怎麼辦? 答案已經有瞭。 封存的法袍 6月底,張偉將領到的最後一張工資條曬到微博上,5555.8元,自己調侃“還挺順”。上千網友轉發,包括大V。有人轉發時解讀為北京法官嫌工資低離職。 “懶得去解釋。”當事人稱沒想到大傢“炒”這件事。39歲的北京土著,有車有房,父母有豐厚退休金,生活沒太大負擔。 雖然一再強調掙錢真沒那麼重要,甚至在公眾場合提及“錢”的時候都會壓低聲音、含混過去,但回憶中的遺憾事也與收入有關。那是去年春節,他跟老婆的工資加起來,不夠滿足孩子去海南玩一趟的心願。工作努力,年年評先進、評優秀,到頭來收入尷尬,這位父親自尊受挫。 他周圍的年輕法官們,更為生計所迫。一名北京名校法學院碩士,買不起商品房又排不上兩限房,同愛人住單位宿舍,每天從上地趕到順義上班。甚至有人調侃基層法官、書記員都不用買錢包,反正沒錢可裝。“北京的基層法官很敬業的,司法改革如果能做到讓這些人得到應該得到的,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 張偉曾期待在努力與回報間尋得平衡,如果法官算專業技術崗,按年限、考核標準去定職級、晉升,他們也不必眼巴巴地望著難以企及的正科、副處。但據《2013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工作報告》,近5年市高級法院開展瞭6次法官遴選工作,僅有83名優秀法官從基層法院遴選到市高、中級法院任職。 出離體制前,他還動過調動的念頭,起碼16年工齡沒白費——卻被告知沒相關途徑。知情人透露,部分法院內部有條不成文規定,即不準調動,要麼辭職,要麼留下。 這種不平衡感無處宣泄。“不可能沒有怨,因為我的理想被毀瞭,但似乎跟每個人都沒關系。制度是無形的,我又能去怨誰?” “制度設計的不合理,將他們逼上街頭,砸碎自己的鐵飯碗。”盈科律師事務所律師易勝華對骨幹法官們的流失表示相當惋惜。他與張偉在網上認識,兩人調侃、逗貧,也探討法律事務,交情不錯。 很久以前,易律師就隱約感覺到張偉有離開法院的意念,後者的離職,在易律師的法官、檢察官朋友圈裡,已經不是第一例。但他感慨,如今動搖的多是被單位重用的骨幹,有的甚至已經是處長、副處級別。一個標志便是,這些人之前從未流露出轉行的情緒,但近來見面會以開玩笑的形式打聽律師行情,還有人沉默觀望。 易律師呼籲,制度設計者要充分考慮基層及實際情況,讓真正“做事的人”享受到司法改革的紅利,激發他們的活力。保持法官、檢察官的隊伍穩定,也是為瞭保證司法質量。 張偉是等不到紅利瞭。利用這段時間,張偉開車到農村,同曾經打過交道、關系不錯的村幹部、民調主任告別。對方很驚訝:“公務員多好的工作,怎麼說辭就辭瞭?” 幾天前,“瓷器”的副庭長勸他再考慮考慮,新一輪司法改革路徑日益明晰,法官的狀況會有改觀。 至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報瞭《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的核心內容。《綱要》裡提及瞭問題:我國對法官沿用普通公務員管理模式,不能充分體現司法職業特點,也不利於把優秀人才留在審判一線;也提出對策,要堅持以法官為中心、以服務審判工作為重心的法院人員管理制度。將對法官、審判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實行分類管理;建立法官員額制;完善法官等級定期晉升機制等。 張偉態度消極,“39歲,我等不瞭。我16年裡沒有達到在這個職業裡應該達到的職級、收入與尊嚴。司法改革幾次陣痛後能解決一些實際問題,但如果這是5年、10年以後的事情,那時候我都快50歲瞭。一輩子都在改革中度過,我會覺得太悲劇瞭,沒有任何意義。” 他的手機中還存有兩張舊合影。第一張是同一庭室的5個人。都已先後離開法院,有3人是今年離開的,其中包括他自己;另一張攝於五六年前,10個人的庭基層組織,至今提拔兩人,一人退休,一人退居二線,剩下的6人都走瞭。絕大部分轉型做律師或公司法務。張偉準備選擇前者,收入應該會翻數倍,但他幾次嘆氣:“我追求的這些東西,都沒有辦法通過這次轉型來實現瞭。” 他現在的微博名叫“時間的灰燼”;註冊郵箱是“時間的印跡”。7月15日,法袍上交,16年就此封存。 “這既是我拋棄瞭過去,也是所有的努力離我而去。” 文/本報記者 孫靜 攝影/本報記者 黃亮 (原標題:一名辭職法官的遺憾) 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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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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