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8日星期二

王毅-希望中國尼泊爾印度三方關系良性循環-王毅-外交部



王毅:希望中國尼泊爾印度三方關系良性循環|王毅|外交部


















王毅:希望中國尼泊爾印度三方關系良性循環|王毅|外交部






2014年12月26日,外交部長王毅在同尼泊爾外長潘迪會談。  2014年12月26日,外交部長王毅在同尼泊爾外長潘迪會談後共同會見記者時表示,中方希望中國、尼泊爾、印度三方保持相互促進、良性循環、積極互動關系。  王毅表示,印度、尼泊爾同為中國的重要鄰國,中方希望中印關系、中尼關系都能良好發展。目前,中印關系保持瞭很好的發展勢頭,兩國正在開展廣泛領域的合作。中方也樂見尼印關系有更好的發展。  王毅表示,尼泊爾位於中國和印度兩大鄰國之間,地緣位置獨特,希望尼泊爾成為中印之間的橋梁和紐帶,也希望尼泊爾成為中國發展同南亞關系的橋梁和紐帶。  王毅表示,中方願適時探討中尼印三方合作的可能性。三國之間是好朋友、好鄰居,應該加強合作、共同發展,一起維護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共同為本地區的振興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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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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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中國農民工的集體記憶:我們四平方米的傢

一代中國農民工的集體記憶:我們四平方米的傢


[導讀]4平方米有多大?在一幢別墅裡,4平方米可以安置一個大浴缸;而在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裡,它差不多是一間廁所。但有時,4平方米也可以承載一個完整的傢:住進一對夫婦,一傢三口,甚至一傢四口。

劉結章一傢在四平米裡 本版圖片均由歐陽星凱攝

虢小球在小屋裡

4平方米有多大?它相當於一張大號雙人床的面積,還差一點點才能裝下一整張乒乓球桌,勉強能夠容下4個並排躺著的成年人。

在一幢別墅裡,4平方米可以安置一個大浴缸,或者辟一間小儲物室;而在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裡,它差不多是一間廁所。

但有時,4平方米也可以承載一個完整的傢:住進一對夫婦,一傢三口,甚至一傢四口。

在這間房子裡,放一塊寬1.2米、長1.9米的木板,鋪上發黃的褥子和一張涼席,就是床。往床尾的墻壁上打幾層木板,就可以堆衣物和碗碟。床對面的墻上再釘上兩個木架子,電磁爐和電飯煲一擺,就可以做飯瞭。隻是,門一打開,人在裡面轉個身都得小心翼翼。

前不久,這間4平方米的“樣板房”來到瞭北京著名的798藝術區,一下吸引瞭眾多藝術傢、媒體人和遊客的目光。一名參觀者驚訝地發現這間房子“還不如傢裡的浴室大”,另一名參觀者走進房裡,想躺在床上“體驗一下”,但床太小瞭,他怎麼也伸展不開。

這間房子曾經就藏在長沙市市中心人民路邊上一幢外墻斑駁的大樓中,住在裡面的是劉結章一傢。在周邊打工的人們習慣將這幢4層高、火柴盒形狀的建築喚作“民工樓”。生意最紅火的時候,將近190戶農民工傢庭同時在這裡租房。和劉結章一樣,絕大多數人的傢,隻有4平方米。

當歐陽星凱第一次走進這幢大樓時,這個62歲的攝影師震驚得停下瞭腳步。他找來管理員仔細詢問瞭一番,發現每層樓的面積大約560平方米。“我算瞭一下,去掉過道、廁所這些公共空間,每人大概就隻剩兩個平方瞭,吃喝拉撒睡都很不方便啊!”

歐陽星凱決心要記錄這些“城市的寄居者”。記錄的成果,構成一個名為“人民路”的攝影展。展出的有22幅4平方米房間的照片,還有劉結章和另一名房客親手搭建的兩間“四平米”。

如今,在貫通長沙東西、穿過城市中心的交通動脈人民路上,“民工樓”已經不復存在瞭。它經歷瞭整改,變成一傢商務型賓館,曾經居住在其中的上百戶民工傢庭早已四散東西。但這些4平方米的傢被一一凝固在照片和“樣板房”裡,並隨著攝影展流向瞭平遙和北京,眼下剛剛到達上海,不久之後,還將流到更遠的意大利,參加威尼斯雙年展。

在藝術評論傢鮑昆看來,這些“四平米”盛放的,是一代中國農民工的集體記憶。“小小的四平米裡承載的東西太多瞭,有他們的現實,也有他們的夢想。”鮑昆說。

這兒的房子就像村子裡的鴨棚

事實上,在“民工樓”裡,4平方米還不屬於最小的戶型。

最小的房間僅有2.8平方米,放下一張木板床,門就開不全瞭,人從床上下來,走兩步就出瞭傢門。最大的房間則有6.6平方米,在“民工樓”裡,這簡直是“豪華戶型”瞭。

這幢大樓建於上世紀80年代末,緊挨著長沙火車站,曾是某國營單位的辦公大樓。到瞭2006年,新的承包商來瞭,將它徹頭徹尾地“重新打造”。大樓的2至4層,原本獨立的63個房間,幾乎每間都被五合板分隔成3個小單間。

這樣一來,整幢大樓就有瞭將近190個房間。絕大多數房間沒有窗戶。每層樓設有男女廁所各一個,洗澡和方便都在裡頭。

有房客說,這兒的房子就像他們村子裡的鴨棚。

頭一回走進這幢大樓時,劉結章隻感覺一陣惡心。除瞭樓梯口懸掛著的一個小燈泡外,“民工樓”裡的光源少得可憐。他跟著舅舅爬上3樓,摸黑走過長長的過道,又拐進一條更窄的巷子裡。出現在他面前的,是一眼可以看穿的房間,裡頭混雜著黴味、汗味和廁所味。

那是2009年秋天,已從湖南婁底老傢出來打工10年的劉結章第一次來到長沙,打算跟著做裝修零工的舅舅學手藝。他當時25歲,一無所有,身上僅有的300元還是向親戚借來的。在“民工樓”裡,瘦小的他和舅舅擠著睡一個鋪。

比劉結章早一年入住的虢小球一直記得,第一次走進自己的小房間時,她氣都喘不上來,“就像得瞭肺氣腫”。“那簡直是像牢房一樣的房子!”她回憶說。

55歲的虢小球來自湖南望城的農村,10多年前,她離婚後一個人來到長沙打工。在這個省會城市裡,她“盡挑差勁的地方住”,省下來的錢,用來供養留在村裡的一對兒女。在“民工樓”裡,虢小球的房間隻有3.6平方米,每月房租245元。

“太震驚瞭,我撞上瞭一個特殊的民工蝸居體。”2011年7月,長沙最悶熱的時候,歐陽星凱第一次踏進這幢“民工樓”。整幢大樓就是一個大蒸籠,在裡面呆一個晚上,歐陽星凱要換三四件T恤,“每件都擰得出水來”。

他很快得知,一兩個月後新的承包商就會又一次改造這幢大樓。為瞭趕在那之前為這些民工傢庭留下影像,歐陽星凱每天晚上都往大樓趕。他嘗試瞭好幾種鏡頭,想將這些小小的房間全都裹進相機裡。最後,他選擇瞭讓房間變形相對較小的魚眼鏡。

照片中,有光著膀子、叼著煙的單身漢,有笑容靦腆的老夫妻,還有緊緊摟著一對兒女的年輕夫婦。屋裡局促,他們統統都隻能坐在木板床上。鏡頭的邊緣,是扭曲成弧形的門與墻。

一位批評傢看過展覽後說,這些照片拍出瞭房間“殼”的感覺。

當這些逼仄的生活空間被呈現在北京798藝術區寬敞的展廳時,許多參觀者被擊中瞭。一個長沙人看完展覽後忍不住哭瞭。他常常經過車水馬龍的人民路,卻從不瞭解在臨著馬路的大樓裡,有人常年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

一個65歲的北京老人在報紙上看到展覽資訊後,3次來到798藝術區。第一次,他在占地近30萬平方米的藝術區裡迷路瞭,找不到展館。第二次不巧碰上閉館。第三次終於進入展館後,他在每一幅照片前都要停留好幾分鐘。

“以前我也知道底層人民活得苦,但不知道竟然有這麼苦啊!”老人紅著眼眶說。

一個不懂中文的韓國人看完展覽後,費勁地用英文表達著內心的震撼。他始終無法設想,一傢幾口是怎樣生活在4平方米的空間裡的。他想象,那應該是“極其壓抑的”。

“我覺得,人都應該住在這麼大的房子裡。”他伸開雙臂,在身前劃出瞭一個大圓,那是足足有100多平方米的寬敞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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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暴漲恐慌”調查:市民稱遭開發商忽悠

樓市“暴漲恐慌”調查:市民稱遭開發商忽悠


[導讀]廣州、深圳新房開盤“通宵排隊”購房;北京二手房加價70萬元銷售;南京、上海等地總價地王再現。年末,各種流言不斷助推樓市價格暴漲的預期。

廣州、深圳新房開盤“通宵排隊”購房;北京二手房加價70萬元銷售;南京、上海等地總價地王再現。年末,各種流言不斷助推樓市價格暴漲的預期。

然而,記者探訪眾多回暖傳言後卻發現,在年終房地產交易放量、價格微漲的背後,有不少推手制造“恐慌”試圖擾亂市場預期。

回暖背後的“恐慌推手”

近期,各地不斷出現的地王不斷推升明年房價上漲的預期,同時網上也不時傳出一些地方久違的“通宵排隊買房”景象。有部分商業機構宣稱:廣州上周末多個樓盤開盤場面火爆,有樓盤開盤立漲5000元,還有樓盤“連夜排隊購房”。

12月14日,廣州市區某樓盤開盤,一些商業機構迅速在微博和網站貼出所謂“千人排隊”的照片和文字說明,然而當晚參與所謂“千人排隊”的購房者對記者表示,“最多時有兩三百人,但絕沒有上千人,而且很多人看著也不像是去買房的,而是工作人員。”

這位排隊的市民告訴記者,最後還是沒有購房。“我覺得現在開發商就是利用市場恐慌忽悠我們。”

與此同時,網上關於年末二手房業主大幅提價、反價的情況也在不斷出現。此前有報道稱,北京某二手房一夜提價70萬元。記者采訪發現,這一消息已被證偽。記者從廣東中原地產瞭解到,目前二手房掛牌價格確實比年初出現上漲,但並未出現如2009年大規模反價情況,撕毀合同的情況隻是少數。

國傢統計局數據顯示,11月全國70個主要城市房地產價格同比上漲的城市達到53個,但環比增幅均未超過1%。

業內人士表示,從新房和二手房交易量價和土地出讓等指標分析,當前房地產市場確實出現瞭一些回暖跡象,但並不存在價格大幅反彈的基礎。有一些機構和個人試圖利用這一波量價上漲渲染樓市的緊張空氣,制造無形恐慌。

開發商與購房者的較量

從年初的“以價換量”、年中“平價放量”和年末“保價縮量”,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底氣不斷增強,而與此相對的,隨著開發商銷售任務的完成和資金鏈的不斷好轉,購房者的議價能力相對減弱。

一些標桿房企的銷售人員表示,“銷售任務已經完成,現在主要是調整階段,給明年工作打基礎。”一位知名房地產企業的負責人告訴記者,“如果今年量沖得過大,不利於明年任務的完成。”

中國房地產數據研究院執行院長陳晟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剛剛在海南參加一個有300多傢房地產企業參與的論壇上發現,“多數房地產企業對明年市場預期樂觀,認為‘春天的腳步已經臨近瞭’”。

中國指數研究院院長莫天全表示,目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十大代表城市出清周期均值降至6.8個月,比年初縮短8個月。這是反映樓市未來供需變化的一個重要信號。

陳晟也表示,部分一線城市的庫存隻有不到半年的消化周期,未來供需壓力矛盾仍有可能凸顯。目前不少開發商業績完成度較高、資金充裕,年底前降價可能性不大,這確實擠壓瞭購房者的議價空間。

不少專傢和業內人士表示,由於當前市場的持續回暖,與年初相比,不少購房者的心態出現瞭逆轉。有關通過基層銷售和客服人員的實際調查發現,從今年6月開始,購房者對房價下降的預期不斷減弱,目前“觀望等待房價下降”的剛需購房者已經很少瞭。

如何穩住市場預期

一些專傢介紹,經歷瞭兩年多的房地產調控,調控效果比較明顯,除瞭限購擠出投機需求,一線城市房價快速上漲的趨勢也初步得到瞭遏制。

記者采訪發現,由於房地產調控政策“邊際效應”減弱,一些開發商開始蠢蠢欲動,試圖小幅提價試探市場。

廣州購房者馮俊告訴記者,自己前兩天看盤時開發商告訴他,最好現在買房,明年初買價格可能要漲10%。“雖然國傢一直在強調調控不動搖,但現在的市場趨勢讓我看不懂,不知道未來房價是不是真會大漲。”

不少專傢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前市場回暖主要是消費者預期扭轉所致,要防止市場出現恐慌,必須扭轉公眾對房價發展的恐慌預期。

專傢建議,由於各地調控政策普遍將於年底到期,從目前到明年三月份實際處於政策“空檔期”,建議中央有關部門盡快出臺更細致的說明,引導市場形成對明年樓市趨勢的理性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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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師疑因言獲罪續:案件被發回補充偵查


















大學教師疑因言獲罪續:案件被發回補充偵查






何建明所寫《剝奪》一書封面

玉環縣公安局發出的逮捕通知書

發佈在個人博客的何建明的照片

知情人:何建明被拘期間夥食情況不佳

何建紅稱,哥哥被拘捕後,她於今年4月將相關材料遞交給瞭最高檢察院舉報,最高檢給出的回復是線索不清也不具體。隨後她又將媒體發佈的消息遞交到最高檢,至今她還沒有收到相關回復。事後,何建紅找到何建明所就職的雲南財經大學,校方有關領導則勸何建紅為哥哥找個好點的律師來處理此事。

“難道我哥哥與當官的‘吵一架’就要抓起來,如果對方不是當官的,他們還敢抓嗎?”據何建紅介紹,自己從知情人士處瞭解到,目前哥哥的夥食情況並不樂觀,幾個月來已給哥哥寄瞭2000元的生活費。“聽說很多時候他隻能喝白菜湯,有些營養不良。”

“有些材料都是警方事先就寫好瞭,然後讓哥哥簽字,後來律師就告訴他要看好瞭再簽,做瞭就簽,沒做就不要簽。”何建紅說,由於前期哥哥在一些文件上簽瞭字,這也給何建明造成瞭不利影響。

何建明所寫《剝奪》一書封面。

玉環縣公安局發出的逮捕通知書。

近日,本報對雲南財經大學教師何建明(何其多)疑因言獲罪被拘案,做瞭持續關註和報道,但案情細節至今仍未得到有關部門的正面回應和解釋。

7月1日,何建明的傢屬向記者反映稱,何建明被拘捕可能與其針對當地公安局局長,寫瞭一封揭露腐敗問題的公開信,而得罪瞭該公安局局長有關聯。

昨日,記者向何建明的代理律師瞭解到,目前案件因為證據不足,已被檢察院發回公安局,並處於補充偵查階段。據介紹,大約需要一個月的補充偵查,案情才會有新的進展,具體案情暫時仍不便透露。

代理律師 證據不足案件發回補充偵查

今年2月2日,浙江玉環縣公安局對何建明等人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立案偵查,並於當日對犯罪嫌疑人何建明、牟俊傑等人,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予以刑事拘留。

昨日,據代理此案的代理律師薑某回應稱,4月25日,玉環縣公安局將雲南財大教師何建明被拘一案移交給當地檢察院,6月20日左右,檢察院以證據不足為由,已將案件發回給公安局,進行補充偵查。

據介紹,補充偵查一般都需要一個月時間,所以最早也要等到7月中旬左右,才會有進一步的案情新消息,具體的案情目前仍不便透露。

知情者 警方三條拘捕理由不夠充分

一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當地公安局拘捕何建明的理由並不充分,所以才會被檢察院發回補充偵查。

該知情人士稱,公安局以何建明等人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給予其刑事拘留,這些理由並不完全成立。

第一條理由說,何建明組織他人搶占玉環縣海洋集團公司的辦公室20餘天。該知情人士透露,事實上,幾年前海洋集團公司就已暫時歇業。事發時,該公司新董事選舉出來,而老的董事不願意退權,所以不存在搶不搶占的問題,也不存在聚眾擾亂社會治安的說法。“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如果是擾亂社會秩序罪,那必須還有一條,就是有造成嚴重的社會後果,但從事實來看,這次聚眾集會並沒有造成嚴重的社會後果,所以該罪名並不充分成立。”

第二條理由說,何建明指使他人貼大字報。事實上,所謂的大字報就是一封公開信。該知情人士稱,這封何建明寫的公開信內容,主要就是針對該縣政法委書記兼公安局局長朱某,“公開信說他貪污腐化等問題”。

知情人士指出,即使是何建明所謂誣告、誹謗公安局長朱某,那也隻能算是一起自訴案件,因為公安局長也隻是一個個體,而不應該屬於公訴案件,應由當事人本人走法律途徑,到法院告何建明,所以也不應該由公安機關抓人。

在第三條理由中說何建明指使群眾圍堵政府機關,其實就是和當地群眾在政府門前靜坐。“我國法律有規定,我國公民都有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利,這都是合理合法的。”

傢屬 他曾寫公開信“揭發”公安局領導

何建紅回憶,今年1月1日,何建明再次去瞭浙江省玉環縣坎門鎮,2月1日還曾接到過哥哥的電話,要自己給他寄3000塊錢路費,公安局在到處抓他,他想回昆明。何建紅稱,電話中哥哥沒說幾句話就掛掉電話。“沒想到2月2日,他就被抓瞭。”

3月8日,何建紅收到瞭玉環縣公安局寄來的逮捕通知書,並告知她何建明被羈押於玉環縣看守所。

據介紹,何建明今年去玉環縣坎門鎮並不是第一次,2009年何建明在昆明認識牟俊傑,而牟就是坎門鎮當地人。瞭解大體情況後,何建明便開始關註當地供銷社改制的一系列問題,並曾先後多次到該地調查瞭解。

“他就是想去做些課題研究,總結分析當地改制問題,為瞭研究,有時候他還會在那邊住幾個月。”何建紅稱,哥哥對當地供銷社改制情況進行深入調查瞭解後,寫出《剝奪》這本書,並於2011年12月,由中國國際廣播電視出版社發行(此書由著名經濟學傢左大培作序)。何建紅說,《剝奪》有247頁,其中詳細敘述瞭當時何建明做調查研究遇到的人和事。

學者 《剝奪》難免傷及當地利益體

7月1日,為《剝奪》作序的作者著名經濟學傢左大培接受記者采訪時稱,何建明被拘捕一事可能與《剝奪》一書並沒有直接的關聯,但不排除間接關聯。

他告訴記者,從該書的結構、內容來看,幾乎全都是在講玉環縣坎門鎮供銷社改制的問題,似乎沒有直接涉及到當地海洋集團公司一事。“但因為這本書寫的事就是在坎門鎮發生,所以或多或少會談及一些人在改制過程中的是非問題,也就難免會傷到個別的利益體。”

左大培稱,自己在該書的序言中寫道,“難道還要對這樣的剝奪不聞不問嗎?”,他對《剝奪》的評價則有:“言辭激烈,令人不能不認為作者已經賦予瞭本書的論述以感情色彩。”“書本中論述的感情色彩,隻是增強瞭這部嚴肅的社會科學著作的社會功能——它以觸目驚心的事實向人民大眾揭發不法行為,呼喚人民大眾起來與不法行為鬥爭。”

何建紅也說,曾聽何建明說,自己在當地早就得罪不少人,警方也一直在密切關註著自己的行為。

據記者調查瞭解,2012年12月24日和12月28日,何建明就曾陸續在自己署名為“何其多”的個人網站上發佈瞭《玉環縣海洋集團兩個董事長背後的權益博弈》、《基層民主是中華民族復興大業之基礎——浙江省玉環海洋集團公司全體社員的一次民主實踐》等五篇,涉及揭露當地海洋集團公司領導和部分官員貪腐的調查研究報告文章。

何建明被拘捕後,當地村民告訴何建紅,何建明這一次惹的人可是在當地做瞭20多年官的官員,“他們當地人都說害怕這個被何建明惹的官員。”

何建紅說,哥哥寫書前,自己就曾勸過,但哥哥認為自己看到瞭這些尖銳的問題,如果不寫出來就會有愧於心。“我當時就說,跟有身份背景的人鬥,早晚會吃虧。”

同學 做學術研究不應“因言獲罪”

昨日,何建明的大學同學質疑說,何建明隻是一介書生,撰文披露真相,抨擊貪腐,何罪之有?

“雖然我對何建明的一些學術觀點,並不完全贊同,但是,這不影響我們尊重他的發言權,他有權利說話。”這位何建明的同學稱,何建明本身就是從事經濟方面的體制改革研究工作,去玉環縣坎門鎮調查瞭解並披露當地小漁村的改制問題,也僅僅是從個人專業方面做出研究。

“他到那麼遠的地方去研究當地改制過程中的民主建設等問題,並通過調查用文字表達出來還提出發展意見,是可能會傷害到一些人的利益,但也不能用公權力來對付啊。”何建明的大學同學稱,何建明作為學者去玉環縣做研究,並無個人經濟利益,“當地執法部門作出拘捕何建明的決定,這種行為與我國大環境發展背景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警方

仍對案件避而不談

昨日記者多次聯系玉環縣公安局局長和多位副局長,多數均無人接聽。接通電話的部分公安局人士,與前幾日向本報記者回復稱“這屬於深層次內部事情”的說法類似,仍對案件避而不談。

其中,玉環縣公安局一名管姓副局長接受采訪時稱,該案不是由自己分管,而是由另外一名局長負責,並稱自己不知道負責的具體是哪位副局長,隨即掛掉電話。

(肖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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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一公司憑虛假材料獲國傢氣象局480萬大單


















京一公司憑虛假材料獲國傢氣象局480萬大單






南方日報訊 昨日下午,有網友在論壇爆出北京一傢科技公司憑虛假材料,兩次中標,並獲國傢氣象局480萬元大單。

記者調查發現,北京飛利信電子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飛利信”)曾在今年4月中標國傢氣象信息中心天氣預報會商系統981萬元的改造項目。但隨後財政部認定該公司“存在提供虛假材料的行為”,取消其中標資格,責令國傢氣象信息中心重新采購。然而,在後者9月公佈的重新招標結果中,盡管此前存在“提供虛假材料”,該公司仍然是中標這一項目的兩傢公司之一。

造假中標981萬,財政部否決

昨日下午5時左右,一篇名為《北京“神奇”公司憑虛假材料 兩次中標國傢氣象信息中心天氣預報會商系統改造項目480萬大單》的帖子躥紅網絡。網友“jieluM16”在這篇帖子中稱,飛利信提供虛假材料,經過一系列動作,兩次中標國傢氣象信息中心天氣預報會商系統改造項目大單。

其稱,今年4月2日,國傢氣象信息中心在中國政府采購網發佈“天氣預報會商系統改造項目”采購信息;經投標、評標,4月28日再發公告,飛利信以981.7669萬元中標。但3個月後,財政部接到舉報,並查實認定,飛利信在投標過程中存在提供虛假材料行為。然而,9月15日國傢氣象信息中心發佈重新中標公告,飛利信依然中標。

網友“jieluM16”說,飛利信編造瞭民政部的《國傢環境與災害監測預報小衛星星座運行管理與減災應用系統運行會商系統項目》。其在投標時提供的合同復印件上寫著為此項目提供視頻會議終端32臺。而事實上,民政部在這個采購項目上一共隻采購高清視頻終端3臺。其次,編造《中國中材集團數字會議系統采購項目》合同,飛利信公司在合同復印件上的表述亦為該項目提供30臺以上的高清視頻終端。事實上,中材集團項目招標文件要求隻采購高清視頻終端1臺。

事件起於同行舉報

在中國政府采購網上,今年4月28日,國信招標集團有限公司(國傢氣象信息中心代理機構)發佈瞭天氣預報會商系統改造項目的中標公告,該項目編號為ZQC-H11017,飛利信以981.7669萬元的金額中標。評標委員會名單中共有9人。

但是,該中標結果在4個月後被推翻。北京直真視通科技有限公司5月向財政部投訴瞭國信招標集團有限公司,認為在天氣預報會商系統改造項目中,飛利信在投標文件中提供虛假業績證明材料謀取中標。

隨後,財政部相關部門在2011年7月11日依法作出投訴處理決定(財庫[2011]98號)。該決定認為,飛利信在投標過程中存在提供虛假材料的行為,影響中標、成交結果。為此,該機關根據《政府采購供應商投訴處理辦法》(財政部第20號令)第19條的規定,責令采購人重新開展采購活動。

8月22日,國傢氣象信息中心重新招標,招標內容是1個國傢級高清電視會商系統控制中心,13個國傢級會場,36個省級高清會場;國傢級和省級高清電視會商系統硬件平臺,應用軟件系統和國傢級控制中心的配套場地環境改造,並對該項目拆開以兩包進行招標。第一包分包名稱:核心設備及系統集成;第二包分包名稱:外圍設備及服務。

9月15日,在中國政府采購網上,國傢氣象信息中心再次發佈瞭關於該項目的中標公告。

盡管此前飛利信曾被財政部認定為提供虛假材料,但這次中標結果中,核心的第一包再次為飛利信獲取,中標金額為489.9501萬元。另一包為北京兆維光通信技術有限公司獲得。

這次評標委員會中共有7人,其中有4人與第一次招標的評委相同。

中標結果遭質疑

在同一招標項目中,該公司曾被認定為提供虛假材料,被要求重新采購後卻能再次中標。據此,有網友對這次招標過程進行瞭質疑,認為政府部門在花費納稅人的金錢進行招標時,不應投給那些沒有誠信的老板。也有網友對其中是否有貓膩表示懷疑。

“jieluM16”說:“一個連投標材料都敢造假的公司,你就不怕他在項目施工過程中造假,到時候可不是重新招標那麼簡單瞭,損失的是巨額國有資產和百姓對你們的信任!”

前日,飛利信在其官方網站上發佈瞭公告,證實瞭該中標信息,稱其以“良好的技術服務能力及豐富的實施經驗”贏得專傢及最終用戶的青睞,成功中標。

飛利信的官方介紹顯示,該公司成立於2002年10月16日,註冊資本為6300萬元,旗下擁有全資子公司北京飛利信電子技術有限公司、湖北飛利信電子設備有限公司,控股公司北京眾華人信科技有限公司,及間接控股子公司杭州飛利信至誠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並在各大省會城市建立瞭分公司和辦事處。

昨晚8時許,記者撥通該公司官網上公佈的24小時服務熱線,一位工作人員拒絕回答問題,並稱要等到上班時間。

(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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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江南遭遇“回鍋油”:南京加盟店惹的禍?


















俏江南遭遇“回鍋油”:南京加盟店惹的禍?






“滿臉胡茬”、“憔悴”……被譽為“京城四少”的汪小菲近日在臺北視察新門店的過程中,被媒體圖文並茂地描繪出這番形象。

汪小菲有足夠的理由“鬧心”。作為俏江南集團的總裁,上任不足100天,卻遇上瞭企業的事故頻發期。有媒體報道南京俏江南1912店將剩油回收用於員工餐,引起市場質疑。而不久之前,俏江南青島門店被曝出存在“死魚當活魚用”等問題。

俏江南在針對“回鍋油”的聲明中稱,今年4月已與該門店解除合作關系,其還在使用“俏江南”品牌是侵權行為。而對於此前的死魚等指責,俏江南則予以否認,汪小菲更是在微博中大呼:“純屬造謠!”

對於俏江南為何近期負面新聞頻發,9月20日,俏江南公關總監趙煒表示,“我們正在探討這個問題。當然,企業也要自查,如何做得更好!”

但南京店的“回鍋油”的事件,不僅暴露出食品安全問題,還折射出中國餐飲品牌的加盟之惑。在俏江南之前,小肥羊已經開始瞭削減加盟店。趙煒證實,目前,俏江南已經關停瞭貴州、青島、南京1912三傢加盟店,目前剩餘4傢,未來也不再新增加盟店。

真假“俏江南”

回鍋油事件主要反映瞭國內餐飲行業管理、服務、操作流程等不規范

俏江南在9月17日晚間的聲明中表示,南京店曾與俏江南股份有限公司有特許經營合作,俏江南已於2011年4月發函與其解除合作關系。俏江南通知函中稱,南京門店自2009年12月9日起,沒有按照合同要求上傳經營數據,累計長達16個月,並延遲支付經營性使用費,因此自今年4月12日起,解除與南京店的特許經營關系。

南京俏江南門店負責人表示,自己並不願意解除合同,這是俏江南單方面的要求。據他稱,此事北京朝陽區法院正在審理,目前還沒結果。“根據2007年簽訂的特許經營協議,到2017年前,我們都是俏江南的加盟店。”趙煒也證實,與南京1912店一案尚在審理過程中。

盡管如此,南京1912店已經被俏江南歸於“假店”一欄。汪小菲在微博中透露,“現在全國一共有二十多傢假俏江南。鐵嶺,石傢莊,蘭州,溫州,南京富貴俏江南,1912,等等。對自己的店我們一定嚴加管理,對這些店,我們隻能無奈地采取法律手段去一一解決”。

汪小菲口中的“假俏江南”,其實有兩類。一是目前正在解除加盟的門店,一是此前一直存在的仿冒店。而南京1912屬於前一類。

目前,俏江南在全國開業和即將開業的直營店(包括3傢STEAM)一共57傢。除此之外,俏江南在南京、太原、青島、貴陽、秦皇島、鄂爾多斯等城市擁有7傢加盟店,此外,徐州加盟店目前還未通過審核。但從去年以來,俏江南開始逐步收回加盟,轉為直營。

今年初和7月份,俏江南已先後解除瞭與青島、貴陽兩地加盟商的加盟協議。

但另一方面的問題是,在4月解除合作關系前,南京店是否已經存在回鍋油的現象?能否保證回鍋油沒有流向消費者的餐桌?對此,趙煒表示,企業之前沒有聽到關於員工回鍋油這方面的反饋。

而俏江南在17日的聲明中表示,已與中糧集團簽訂瞭食用油集中采購協議,並與有資質的廢油回收企業簽訂瞭廢油回收合同,以“確保送上餐桌的是健康食用油,並且杜絕廢棄的回鍋油進入非法流通渠道”。

中投顧問酒店餐飲行業研究員嚴明航認為,俏江南加盟店回鍋油事件主要反映瞭國內餐飲行業管理、服務、操作流程等不規范,同時也暴露出國內對餐飲行業監管不嚴,沒有一個比較完善的監管機制。“此次事件對企業影響較大,同時也會損害消費者對餐飲行業的信心。”

餐飲加盟之痛

在南京1912店看來,俏江南回購加盟店的主要原因是為瞭上市

據汪小菲母親、俏江南創始人張蘭的說法,3年前,之所以要做加盟,是因為仿冒店數量已經超過瞭俏江南本身。據當時一傢律師事務所統計,全國叫俏江南或近似名字的店一共有137傢,而當時俏江南自己才隻有37傢。張決定開啟加盟模式以整合這些仿冒者。

但張蘭說,俏江南對特許加盟模式“過早樂觀瞭”。俏江南希望用IT系統從采購到產品對加盟店進行控制,但後者卻希望有更多自由控制權。張蘭承認,她正在逐步關停或回購所有加盟店。

作為首傢加盟店的南京1912也正是其中較為典型的例子。據趙煒的說法,南京1912在加盟合作中存在多次違約的情況,“多次溝通無效後才發的解除合同通知函”。

南京1912店方面則指責俏江南稱,加盟後,除瞭前期俏江南曾派人指導,此後,除瞭每年繳納管理費,雙方基本沒有溝通。加盟與直營店存在不平等的關系。

在南京1912店看來,俏江南開啟加盟則有利用其加速擴張的需求:“我們加盟較早,當時俏江南在南京名氣不大,開始生意不好。後來營業額上來瞭,他們又要回購。”它同時稱,俏江南回購的主要原因是為瞭上市。

傢族企業俏江南的盈利狀況從未公開披露,僅能根據資料推測。據汪小菲微博透露,俏江南目前約有7000名員工,每天接待2萬名客人。如按照人均消費150元計算,年銷售額將近11億元。《環球企業傢》稱,以行業平均純利潤率在5%到8%計算,俏江南年均純利潤超過5500萬。

汪小菲曾說計劃2009年將公司上市。但時至今日,俏江南上市仍未成行。行業內普遍看法是,由於近期頻出食品安全事件,證監會已經暫緩瞭餐飲行業上市。此外,上市繞不開的門檻是,餐飲企業會計報表中的收入和成本無法可靠計量。

事實上,加盟店的存在也正是餐飲企業食品安全的一個風險所在。

加盟也曾經是小肥羊最主要的發展模式,該品牌通過這一模式得到瘋狂擴張,曾一度以平均3天一傢的速度在內地開設分店。然而過度的擴張留下隱患,由於管理漏洞以及商標爭議,導致加盟者質量參差不齊,假冒者橫行。從2002年開始,小肥羊公司開始對全國加盟店進行調查,次年開始分階段關閉、整改和收購。這場梳理活動耗時4年多,直到2007年才完成。此後,小肥羊也得以順利登陸港交所。而上市之後,關停工作繼續進行。

小肥羊明確表示,今後在國內一二線城市將不再開放特許加盟業務,隻做直營店,在三線及以下城市有選擇地開放特許加盟業務。

“國內餐飲業加盟模式確實存在諸多問題,由於缺乏有效溝通與相應監管,很多加盟店逐漸選擇退出,這也是俏江南和小肥羊采用的辦法。”中投顧問酒店餐飲行業研究員嚴明航說。

趙煒表示,關停的3傢加盟店,均是存在違約等情況。而剩餘的位於太原、包頭、鄂爾多斯和秦皇島的4傢加盟店,還將繼續保留。但未來,俏江南不會再新增加盟店。

(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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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資本開放醫療市場應是醫改方向


















對社會資本開放醫療市場應是醫改方向






自2009年4月新醫改方案正式亮相,至今已近三年,按照與新醫改方案同時出臺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實施方案(2009—2011)》時間表,也正值新醫改第一階段的收官時刻。

回首過去三年的新醫改,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醫學部主任韓啟德看來,最大的成果即是“全民醫保”。繼“新農合”普遍鋪開之後,針對城市無業人員的城鎮居民醫保制度也已全面建立。

究其根本,醫療也是一種服務,存在購買者和提供者,一般稱之為“需方”和“供方”。由此,相關的改革需要從供需雙方同時著手。

在醫療領域,需方改革需要解決誰來付費,以及錢從哪裡來的問題,從而建立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障體系,讓民眾分享經濟發展成果。

在一個強大的需方——醫保崛起的同時,作為服務提供者——醫院的改革也亟待深化。應該看到,新醫改三年來,在供方改革方面措施不少,比如以建立公立醫院法人治理結構為中心的“管辦分開”、付費機制改革、健全基層醫療服務體系等等。改革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不過,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殊為不易,時至今日,醫療行業依舊存在管制嚴格,競爭不足的局面。

此種情況下,除瞭向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完善醫保體系外,對於供方的改革應是未來醫改的主要著力方向,也就是要讓公立醫院在內的供方提升服務效率和供給量,破解“看病難”“看病貴”難題。

具體而言,一方面公立醫院自身需要改革,盤活存量,對其的價格管制也需逐步取消,使公立醫院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同時,衛生行政部門需進一步改變監管方式,真正實現“管辦分離”。此外,一個關鍵之舉是放開市場,大力引入社會資本,並給予其公正待遇,令其與公立醫院形成競爭關系,從而增加醫療資源供給,以滿足多層次的醫療需求。

在此前提下,作為購買醫療服務的醫保機構則要完善付費機制,建立起與供方平等博弈的價格形成機制,認真扮演起埋單者的角色。

歷經三年,“醫改已進入深水區。”2011年11月,衛生部部長陳竺在第十三屆全國實驗血液學學術會開幕式講話時如是說。

——編者

“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范圍繼續擴大,13億城鄉居民參保,全民醫保體系初步形成”。正在舉行的2012年全國“兩會”上,總理溫傢寶宣佈中國在2011年已步入全民醫保時代。

全民醫保時代

新醫改三年來,中國政府致力於擴大醫保覆蓋面,實現全民醫保,尤其是通過加大財政投入,將低收入群體農民和城鎮無業居民納入基本醫療保險體系,成就巨大。

從醫保體系建設這個層面上來說,新醫改設立的目標已初步實現。在2009年1月通過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下稱新醫改方案)中,對於完善各類醫療保險制度,提高參保人員待遇水平和擴大覆蓋面,規定得較為全面。其中提出,三年內,由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組成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要覆蓋城鄉全體居民,參保率均提高到90%以上。

在基本覆蓋全民的基礎上,通過政府補貼的方式,使得醫療保障水平也相應提高。

2011年,政府對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的補貼水平從原來的最低120元,提高到人均200元,2012年又將進一步提高到人均240元的水平。按照計劃,到2015年,這一數字還將增長至360元。與之相應,參保者的繳費水平也有所提高。

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顧昕看來,在覆蓋面擴大和補貼額增加的同時,醫保所面臨的另一項重大挑戰,在於基本保障體系能不能保住“基本”。所謂“保基本”,也就是醫保體系的保障水平究竟達到多高的水平,一個直觀的衡量標準,就是醫保的報銷數額在參保者的醫藥費用中所占的比例。

而各方對於“保基本”的目標已有共識,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在2012年1月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今年,醫保政策范圍內住院醫療費用支付比例普遍將達到70%。

顧昕認為,對於這一目標,僅靠提高補貼水平和繳費水平仍不夠,要實現基本醫療保障體系的可持續性發展,醫藥費用的增長幅度進行控制,即在“開源”的基礎上,還必須“節流”。這意味著必須對醫療費用的快速增長的勢頭加以扼制。

因此,如何建立起一套醫療費用的市場價格形成機制成為關鍵。這也是各地正在推進的醫保付費機制改革之初衷。

培養大買方:“節流”探索

領全國醫改之先的鎮江,於1995年即開始付費機制改革探索。

在此之前,全國的醫療服務皆為“按項目付費”,即為醫療服務過程中所涉及的每一服務項目制定價格,這種付費方式優點在於操作方便,但由於醫療機構的收入與其提供的服務項目數量直接相關,不少醫療機構以過度醫療服務和誘導需求來增加收入。衛生部部長陳竺將“按項目付費”與“以藥養醫”稱為衛生系統的兩大“毒瘤”。

1994年即已參與籌備付費機制改革的時任鎮江市衛生局規劃財務處處長李一平回憶,在此項改革啟動之前的三年間(1992年-1994年),鎮江境內醫院業務收入年均增長33.4%,遠超同期GDP和居民收入增幅,“看病貴”已成為現實。

較早意識到問題嚴重的鎮江,遂試圖破解這一難題。同一年,當時的國傢體改委、財政部、勞動部、衛生部共同制定瞭《關於職工醫療制度改革的試點意見》,城鎮職工醫療保障制度改革開始推進。經國務院批準,鎮江與江西九江成為僅有的兩個試點市,即著名的“兩江試點”。

此後的17年間,鎮江市醫療費用結算辦法經歷瞭從“按服務單元付費”、 “總額控制”、“個人賬戶按實支付、統籌基金總額控制”、“總額預算、彈性結算和部分疾病按病種付費”,直到現在的多種付費方式結合的復合式結算辦法五個階段。

而在多種付費方式中,“總額預付”當為核心。其主要是通過對參保人數、年均接診總人次數、次均接診費用水平等數據,測算醫療費用支付總額,由醫保機構定期預撥,實行總額控制、包幹使用、超支分擔的支付方式。

據李一平介紹,經過醫保機構與醫院方幾度博弈後,鎮江於1999年引入總額預算制度,以後鎮江醫保付費體系漸趨完整。

此輪新醫改的近期目標之一,便是緩解“看病貴”的問題,而對於付費機制改革的推進,從國傢到地方,亦不遺餘力。2011年6月初,人社部頒佈瞭《關於進一步推進醫療保險付費方式改革的意見》,即提出結合基金收支預算管理加強總額控制,探索總額預付。同一時期,主管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衛生部,也將醫保付費改革,尤其是推行按病種付費視為促進醫療機構改革的重要抓手。

在此背景之下,總額預付,漸成醫療服務控費的主要方向,不少省市相繼開展以總額預算為主的付費機制改革嘗試,且多以鎮江為模板。如上海計劃今年在所有市屬三甲醫院推行總額預付。福建、山東等地也計劃實施醫保總額預付。而17個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自2010年始,全部展開瞭醫保付費機制改革。

“超總控”現象

2012年2月9日上午,鎮江市第一人民醫院(下稱鎮江一院)院長朱夫向《財經》記者表示,實施總額預算後,鎮江一院的財務制度有瞭很大的改變。此前,采購的醫用耗材和藥品越貴,醫院獲得的藥品加成越多,醫院業務收入越高。按照政策初衷,在總額預算的天花板下,唯有控制成本支出,院方才有贏利的空間。

為此,朱夫在2004年聘請註冊會計師姚恒祝擔任專職財務副院長,開始實施類似企業的“全成本核算”。

朱夫在出席一些醫院院長年會或研討會發言時,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你們的好日子也沒有幾天瞭,我的今天就是你們的明天。”

然而,超過總額控制的現象幾乎每年都在重現,醫院通常把這種情況稱為“超總控”。

鎮江一院的2008年-2011年業務收支狀況顯示,醫院業務收入從2008年的3.97億元上升至2011年的6.4億元,而同期的“超總控”也由1741萬元上升至2984萬元。“通常是每年的7月份、8月份就開始‘超總控’瞭。”姚恒祝說。

對此,前後兩任鎮江市醫保局局長林楓、陳新中分析,“超總控”固然與醫保基金必須有所結餘的原則有關,但更多還是“以藥養醫”體制在作祟。

去年在北京召開的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工作交流會時,衛生部副部長、國務院醫改辦副主任馬曉偉也指出,要以取消“以藥補醫”機制為突破口。而《財經》記者瞭解到,正在制定的醫改“十二五”規劃中,也將“改革以藥補醫機制”作為重點工作之一。

陳新中透露,由於存在藥品加成的誘惑,促使醫院寧可“超總控”也要獲得這部分業務收入。醫院的實際運行過程中,有的藥品加成比例甚至遠超15%,這樣一來,即使醫院“超總控”的部分無法得到醫保的支付,通過藥費,醫院仍然可以獲得20%甚至更高的收益。

此外,《鎮江市社會醫療保險醫療費用結算辦法》規定,醫療費用未超預算總額指標的定點醫院,可獲得結餘部分40%作為獎勵。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顧昕認為,多賣藥的誘惑,再加上預算指標結餘不完全歸醫院,造成的最終結果是,“多賣藥”所得遠勝“多控費”收益。權衡利弊之下,醫院自然選擇多賣藥,而不是積極控制醫療費用。正因為“以藥養醫”的客觀存在,使得總額預算制並不能有效實現控制並降低醫療總費用的初衷。陳新中坦承,醫保這一“買方”在醫藥市場這一“賣方”面前,難免有杯水車薪之惑。

另一方面,總額預算的設計也使一些醫院感覺被束縛太緊,難以發揮其控費的積極性。

鎮江醫保結算辦法顯示:門診、急診人次、出院人次、平均每門診人次費用、平均每出院人次費用、就診人頭數、門診就診人頭人次比、住院就診人頭人次比、門診均次費用上下限、住院均次費用上下限、門診藥品費用比例、住院藥品費用比例均是醫保部分的考核指標。而在實際操作中,有可能變形成為按項目付費。

事實上,對醫療費用進行約束的還包括價格部門和衛生部門。在“看病貴”成為社會問題之後,國傢發改委總計28次大幅度降低藥價,而衛生部門則嚴控均次費用,希望解決“看病貴”之問題。

曾擔任過鎮江市第二人民醫院院長的林楓指出,對於種種管制,醫院仍有變通之舉,“醫院隻要把工作量做上去就行瞭。”

鎮江一院一位副院長承認,2011年該院138萬人次的門診量中,有近18萬人次的水分,此外,還有一些分解藥方和分解人次的辦法,主要是為瞭應付檢查。朱夫亦證實,2011年鎮江一院收支相抵,尚有盈餘。

對主要的賣方——公立醫院的一些行為,買方——醫保機構從操作層面也難以控制。比如,在各三甲醫院興起蓋樓風後,其債務轉嫁到醫療成本中,帶來瞭醫療費用的大幅上漲。一位中部地區的醫保局局長坦言,本來按病種付費制度下的闌尾炎手術費,醫院蓋樓前是3000元,蓋樓後則翻瞭一番。

動機良好的付費機制改革,在實際層面發生變化的另一原因,則在於醫保這一買方相對應的賣方——公立醫院改革亟待深化。

供方改革迫切

一位業內人士表示,市場主體和醫保付費機制實際上是“皮毛關系”,“當醫院這一市場主體未能形成之時,依靠獎勤罰懶、控制成本的醫保付費這一機制來調節醫院這一計劃體制下的賣方,無異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2011年5月26日,“公立醫院院長專業化職業化培訓項目啟動暨研討會”上,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在發言中指出,隨著全民醫療保險的拓展以及公共財政補需方力度的不斷強化,政府為公立醫院精心培育打造瞭一個醫療消費市場,但是公立醫院還不適應醫療保險購買醫療服務的格局。

改革的邏輯隨之而來:進行公立醫院法人治理結構改革,推動公立醫院管辦分開,使公立醫院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

2010年1月,在《關於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出臺前後,衛生部醫管司司長張宗久表示,公立醫院改革的兩個重點為醫保付費機制和法人治理結構改革,其中後者將夯實醫院的市場主體地位。

目前,公立醫院依然控制著中國90%左右的醫療資源。正因為公立醫院的優勢地位,在現實中,醫療保險定點醫院也就主要以公立醫院為主,而且這種定點資格很難被取消,這進一步強化瞭公立醫院的行政壟斷地位。而在中國現行的醫療體系下,雖中央政府早已明確提出瞭鼓勵社會進入醫療行業,但區域衛生規劃對公立醫院的傾斜,使得社會資本在實際進入醫療市場時遭遇壁壘。

對於絕大多數公立醫院來說,目前仍然維持著延續數十年的管理方式。政府作為公立醫院的所有者,履行其管理職能,但這些職能又分散在衛生、財政、編辦等不同部門手中。在醫院管理專傢看來,這增加瞭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協調成本,同時弱化瞭所有者的權力,無法有效約束和考核評估公立醫院。

這種特殊的體制下,院長手上掌握的權力呈現出“既很大又很小”的怪現象。一方面院長可以簽字購買大型設備和投入建設基礎設施,支配上億資金。另一方面院長權力似乎又處於過度管制狀態。鎮江市一傢公立醫院院長曾向《財經》記者抱怨自己權力小到“甚至連一個編制內的鍋爐工都沒法開除”,並表示對醫院管理方式、人員冗餘狀況感到無力。

公立醫院改革被視為醫改中難度最大的一環。2011年衛生部部長陳竺在作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形勢報告時明確表示,公立醫院改革始終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是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關鍵點。

三年前新醫改方案公佈之時,即確立放棄公立醫院改革“一刀切”思路,轉而實行地方先行試點、穩步推行的策略。但由於各種利益掣肘,成熟可行的公立醫院改革方案目前依然模糊不清。

不過,新醫改方案為公立醫院改革指明瞭一個方向,即改革公立醫院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監管機制。具體而言,就是實現管辦分開、政事分開,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按照改革的初衷,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即為瞭理順政府與公立醫院之間的權責關系,讓醫院所有者和經營者各歸己位,同時通過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勵機制,促使醫院成為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

在公立醫院改革具體執行過程中,牽頭負責試點工作的是既肩負監管職責但又舉辦醫院的衛生行政部門,其“裁判員”與“運動員”不分的雙重身份頗令業界感到因擾。包括衛生系統官員在內的多位受訪人士認為,公立醫院改革改的不僅是公立醫院,更是政府。通過改革,要讓政府職能得到轉變,徹底改變目前公立醫院管理體制,厘清政府與醫院的權責關系。

2010年初,包括鎮江在內的17個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亦相繼展開探索,其重點便是建立法人治理結構,以實現“管辦分開”。

在前述專傢看來,公立醫院擁有獨立法人地位要滿足一些前提條件,在法人治理結構中董事會或理事會能夠履行所有者的權力,其中最核心的是人事權和財權,即對醫院的預算有審批權,對院長的任命有決策權,政府對醫院的管理也要通過董事會或理事會及其章程來實現。

借此反觀公立醫院改革試點,一些試點城市確有醫院成立瞭由政府部門、醫院經營者、職工代表、社區代表等組成的董事會或理事會,但這些機構常常扮演咨詢機構角色,未真正承擔決策機構之責。

2012年2月初,各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衛生局陸續接到通知,來自衛生部的專傢評估組將對試點工作進行全面評估。公立醫院法人治理結構建立情況,也是評估的一大重點。

按照既定的工作安排,評估專傢組將對各試點城市的政策模式和改革路徑進行評估,研究其可行性和可推廣性,從而為全國推行公立醫院改革提供更多政策建議。

《財經》記者獲悉,評估工作由衛生部醫管司牽頭組織,自2月10日開始,歷時一個月,評估專傢分別來自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部醫院管理研究所、衛生部衛生發展研究中心、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等機構。與此同時,中編辦等部委也組織人員在馬鞍山等市密集調研、評估。按照2010年中期評估的做法,各部委將會各有側重,分頭評估,最後各自形成報告,上報至國傢醫改辦。

據一位曾參與2010年醫改中期評估的專傢透露:“17個試點城市在改革文件裡都提到落實公立醫院獨立法人治理,但據我們的考察和調研,都未能真正實現。”

管辦難分

公立醫院改革推開後,各試點城市探索瞭不同形式的公立醫院改革模式,比如濰坊、昆明、北京等地選擇成立專門的醫院管理機構醫管局。而蕪湖、馬鞍山、鎮江等市成立瞭醫療集團。

主導試點工作的衛生部力推濰坊模式,即由市政府授權由衛生局代表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能,分散在各部門的管理職能統一到衛生局。同時在衛生局內部成立瞭專門的醫院管理機構,這一模式也被稱為“管辦分開不分傢”。有人士指出,“管辦分開不分傢”,最終結果仍是“管辦合一”。

鎮江等地則以成立醫療集團破題。鎮江將全市大中型醫院分別劃歸康復、江濱兩大醫療集團,集團的理事會擁有決定權,院長擁有執行權。分管財政與社保的市政府副秘書長林楓以市政府代表身份擔任康復集團理事長,而其理事則多由衛生、社保、財政等的各政府部門相關負責人擔任。

這樣的理事會,更像是政府部門聯席會議,此種情形下的“管辦分離”,形同虛設。就林楓自身而言,他仍集裁判員和運動員的角色於一身:以市政府副秘書長的身份行使出資人權力,同時又要以衛生局局長的身份,行使監管權,另外還是理事會成員。

康復集團所屬的鎮江一院院長朱夫抱怨,自己缺少用人管理權;而林楓的不滿則是,理事會章程上所規定的財務管理權,在理事會這一層級上被虛置,“一院花4億元蓋門診住院樓,在這過程中,理事會根本沒起作用。”

現實中,“管辦難分”同時與社會資本難以進入醫療市場互為因果。

2月下旬,北京一位專司醫療服務領域投資的投資公司董事長對《財經》記者表示,在藥品回扣較多的腫瘤、急診、部分內科等公立醫院科室,早有“社會資本”進入,其參股方式多樣,通常由公立醫院管理層集體決定,而這些社會資本的控制者,不少就與醫院管理層或相關部門領導關系密切。

除瞭利益的勾連,令醫院和行政部門缺乏“管辦分開”的動力。舊有的事業單位體制,亦令醫院方面政事分開的動力不足。

民資控股的南京同仁醫院院長朱正宏認為,引入增量之水,才能令公立醫院的優秀管理者和醫護人員發現己身的市場價值。據他透露,當前一些非公立品牌醫院,例如外資醫院和睦傢,其院長的年薪普遍在百萬元以上,加之績效考核部分,全年收入可達數百萬元。

然而,根據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劉國恩的調研,大部分公立醫院院長對建立法人治理結構改革並不熱衷。盡管改革之後,或將得到高薪,並將己身的灰色收入合法化,但是,“大部分院長暫時還無法接受透明的法人治理架構”。劉國恩表示,“很多人不肯把自己的一切都公之於眾,而且,現在的‘一把手’治理方式也讓很多院長難以割舍。”

林楓亦坦言,“醫改也受到國傢事業單位改革進展的制約”,“全國的事業單位都是鐵飯碗,醫院是,鎮江也是。”

此外,擁有事業編制的老職工安置,一直令一些涉足並購公立醫院的投資方猶豫彷徨。在事業單位用人體制不變的情況下,有部分醫院職工甚至對投資方放言,要到市政府乃至更高層級的政府去示威,這同樣給改革帶來阻撓。

2011年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醫改課題組的一份報告中稱,公立醫院改革尚在去行政化和再行政化之間搖擺,“四分開原則”尤其是“管辦分開”和“政事分開”難以推進;囿於整個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遲緩,醫療領域的現行人事制度同時制約公立醫療機構的改革和民營醫療機構的發展。

取消加成的兩面

醫藥價格管制,一直被衛生行政部門視為破除“以藥養醫”體制,解決“看病貴”問題的捷徑。

“我也知道破除‘以藥養醫’水很深,但再困難也要改革。”3月4日上午,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分組討論間隙,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部長陳竺接受媒體聯合采訪時說。

目前,醫院的藥品零售價是在藥品采購價基礎上按照一定比例加成後形成的,長期以來,加成銷售一直是藥品或其他商品的慣用做法。到2006年5月後,國傢發改委、衛生部等八部委聯合下發瞭一份名為《關於進一步整頓藥品和醫療服務市場價格秩序的意見》,其中明確規定:縣及縣以上醫療機構銷售藥品,以實際購進價為基礎,順加不超過15%的加價率。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15%最高加成率限制下,醫院要獲得更多的藥品加成收入,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讓醫生多開藥、開貴藥。這基於一個簡單的道理,同樣療效的藥物,采購價越高,加成收入也就越高,例如一支采購價為10元的藥,醫院加成收入僅1.5元;如果采購價是100元,醫院加成收入是15元,兩者相差甚大。

這種反向作用很快傳導到藥品供應商一端,藥品生產企業為應對固定加成率政策,開始追求“高定價、大回扣”的銷售模式。國務院研究室社會發展司原司長朱幼棣表示,“以藥養醫”體制給醫院帶來的收入分為兩塊,一塊是醫院的藥品批零差價收入,即合法的15%藥品加成。另一塊是相關人員的灰色收入,這部分收主要包括藥品進醫院的“門檻費”,醫院領導拿走的“勾標費”,此外醫生有處方費,藥房有統方費。

在過去半年裡,陳竺,這位學醫出身的衛生部部長,多次強調要革除當前醫療衛生領域最大的機制性弊病——“以藥養醫”。在他看來,這一機制推動瞭醫藥費用不合理上漲,造成藥品濫用,同時扭曲瞭醫務人員行為,腐蝕瞭醫生隊伍,必須徹底根除。

《財經》記者獲悉,今年1月前後,全國17個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開始陸續取消藥品加成。

其中,試點城市蕪湖市改革起步較早,該市從2011年10月開始在16所公立醫院“零加成”銷售《蕪湖市醫療機構藥品目錄》內2274個品規的藥品;北京市則計劃在部分市屬三甲醫院探索取消藥品加成;深圳市也宣佈,在2012年底前,在全市公立醫院全面取消15%藥品加成制度。

然而,由於醫院長期將藥品銷售作為主要業務收入來源,對於取消藥品加成以後,收入減少部分將通過何種方式補償,成為各公立醫院院長和衛生局局長最為擔心的問題。

以蕪湖市為例,該市藥管中心自2008年成立以來,八傢市屬公立醫院的年藥品采購量從2億元增長到5億元,如果取消目前10%的藥品加成(蕪湖在2008年醫藥分開改革中,將加成率降低至10%),醫院的藥品收入將減少5000萬元。這一數字尚不包括該市所轄四縣試點醫院。

深圳市需要補償的金額更大,2011年,全市政府辦醫療機構業務收入約為141.69億元,其中藥品收入為54.91億元,藥品收入占業務收入的38.8%。該市衛生和人口計生委官員透露,據初步計算,該市所有醫院藥品加成減少的收入大概有3億-4億元,這些都需補償。

目前公立醫院收入來源主要包括政府財政投入、醫療服務收入和藥品加成收入三個方面。根據醫改“十二五”規劃,醫院取消藥品加成的損失,可通過增加政府投入、提高醫療服務價格、增設藥事服務費等做法,並主要通過醫保購買服務的方式進行補償。

在此框架下,各地的做法有所不同,北京市的改革思路是調整醫療服務價格,建立合理的醫藥價格形成機制;深圳市則提出增設藥事服務費,根據公立醫院前三年的平均藥事服務成本,測算每門診單元(包括初診、復診)、每住院日的平均藥事服務費,作為單列收費項目。同時,在總量控制的前提下,適當提高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務價值的診療服務價格,特別是手術費、診金和護理費標準。

針對公立醫院藥品零差率銷售,蕪湖采取的是“一升、一降、一增、一兜底”的補償思路。“一升”是指適當提升部分醫療技術服務收費標準;“一降”是指降低部分大型設備檢查的費用;“一增”即增設藥事服務費;“一兜底”是明確各項補助不足以彌補醫院取消藥品加成所減少的收入時,由財政負責兜底。

“不能這邊取消藥品加成,那邊提高醫療服務價格,老百姓更會指責你。”馬鞍山市市立醫療集團總院長何少峰認為。

馬鞍山市市立醫療集團2008年成立,由原市衛生局下屬的市人民醫院、市婦幼保健院等五傢公立醫療機構組成。取消藥品加成收入以後,集團減少收入2000多萬元。

何少峰介紹說,該集團藥品器械采購管理中心與馬鞍山市醫藥有限公司(市立醫療集團持有50%股權)聯手,對於臨床利潤比較大的品種,通過醫藥公司進行二次談判,從而把藥價中的“水分”擠掉。借鑒上海“閔行模式”經驗,通過壓縮藥品供應鏈爭取一部分補償。

同時,政府對歷史債務、融資負債給予補助,剩餘的損失則由集團自己消化一部分。“基本上問題不是太大,差不多有三四百萬元的損失。為醫改付出也是應該的。”何少峰說。

根治以藥養醫

可以預見,取消藥品加成將導致醫療機構收入減少,同時也會一定程度上觸動醫務人員、藥品流通企業或其他中介機構等群體的利益,衛生、社保、財政等部門之間的協調亦更具挑戰性。

在一些醫改研究人員看來,雖然取消藥品加成會有一定積極作用,但影響有限,不能徹底解決“以藥養醫”的種種弊端。他們主要的擔憂在於,這一做法不會改變二三級醫院購銷模式,難以從根本上切斷醫院、醫務人員的灰色利益鏈。

力主破除以藥養醫的衛生部,希望以此來促進醫藥費用不合理上漲,減少藥品濫用,同時遏制醫務人員接受商業賄賂風險。改革初衷甚好,但一些公立醫院院長並不看好改革的最終效果。

“你取消藥品加成瞭,我照樣開大處方。這跟開單提成拿回扣沒關系,這是兩條線。”一位不願具名的公立醫院院長告訴《財經》記者。按照衛生部的部署,該醫院已於今年1月1日開始對醫院銷售的基本藥物全部實行零差價銷售。

上述醫院院長介紹現實情況:其一,基本藥物占醫院藥品銷售總額比例低,減少瞭名義上15%的加成,對減輕患者藥費負擔影響微乎其微。其二,醫生多開藥、開貴藥的動力機制仍在,不會改變目前醫生的大處方模式。取消15%加成,看似醫生不再有動力開高價藥,其實藥品批發商或醫藥代表仍然會通過藥品回扣等方式返還給醫生、醫院,這條隱蔽的利益輸送鏈條與是否取消藥品加成並無關聯。

為矯正統一加成15%帶來的問題,浙江寧波市等地區探索瞭“差別加價”做法,即視藥品價格區間不同,藥品加成率也不同,對價格低的藥品實行高加成,對價格高的藥實行低加成,試圖以此鼓勵醫生少開不必要的高價藥。不過,這種做法同樣不能從根本上斬斷醫生、醫院與藥品之間的利益輸送。

應當看到,取消藥品加成,意味著醫院藥品將按照采購價銷售,本質上仍然是政府部門對藥價的管制。

記者在一些實施“零加成”的地區調查發現,由於收入銳減以及內部分配機制僵硬,基層醫務人員工作積極性亦受到很大影響。同時,小部分價格低廉藥品已有停止生產、退出市場之勢。一個值得註意的現象是,同等療效下,價格更高的藥品似乎更受歡迎。基層取消藥品加成政策正面臨回扣、返利卷土重來的沖擊。

同時,大量非基藥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基層藥品市場,基層醫藥市場的整體用藥量實際並無太大變化。《財經》記者瞭解到,為瞭增加收入和滿足病人需求,許多村衛生室都在“違規”使用非基藥,村醫們稱之為“體外循環”。部分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人員甚至悄悄地開辦藥店。

據《財經》記者瞭解,藥品臨床促銷、返利等過去二三級醫院常有的不良現象已開始在基層蔓延。

厘清邊界

此次全國“兩會”期間,全國工商聯提交瞭一份關於取消藥品加成率管制政策的團體提案,提案建議政府取消藥品加成管制,允許醫療機構在國傢規定的最高零售價以內自主采購藥品,政府動態調整最高零售價,集中精力搞好監管。

在具體起草提案的湖北省工商聯人士看來,醫療機構的采購導向恢復正常,並以低價購進藥品,在無回扣情況下,醫生不可能過度用藥。

在2009年醫改方案實施前,自主采購是各級基層醫療機構采購藥品的做法,沿用多年。醫療機構通過競爭、談判等方式逐步降低藥價,由於批零價差歸醫院所有,醫療機構自有動力采購質優價廉的藥品。

因此,專傢建議,允許二三級公立醫院在最高零售價或是省級招標價格以內自主采購藥品,改革支付制度,探索按病種付費、按人頭付費、總額預付制等,充分調動醫院降低藥價、控制醫藥費用和合理用藥的積極性,賦予醫院剩餘利潤分配權。

在計劃經濟年代,中國曾有著一段由“公傢”包攬部分城市居民醫療費用的歷史。那時,政府決定醫療資源的分配,直接開辦醫療機構並對醫藥實行全面管制。但相對於日益上漲的醫療開支,財政投入捉襟見肘,醫療資源普遍短缺,“看病難”現象日益嚴重。

鑒於此,上世紀80年代初期,決策部門啟動瞭以放權讓利、調動醫療衛生部門積極性為核心的局部醫改,是為“不給錢就給政策”,鼓勵醫院自行創收,其目的是在政府財政投入有限的前提下,讓醫院自行解決醫療資源短缺問題。

在這一思路的推動下,醫院“創收”熱情高漲,同時,政府的財政投入比重相應降低。但弊端很快顯現,“看病難”並未解決的同時,“看病貴”卻又出現。

而在新醫改方案中,對於市場主導還是政府主導的爭議有瞭新的認識:一方面,由於公共衛生的外部性和醫療衛生服務高度的信息不對稱特征,故不能任由市場配置醫療資源,而需要政府的幹預和投入,並最終降低衛生總費用中個人付費的比重;另一方面,和市場趨向的所有改革一樣,醫療衛生服務也應該趨於市場化,理順醫療機構價格信號,引入市場競爭,給各類醫療服務的提供者創造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

應該看到,此次新醫改是一個堅持公益性、重視區分政府和市場責任的總體構想。但在實踐中,有關政府和市場責任的邊界,需要進一步厘清。

在專傢看來,政府的職責主要是彌補市場不足、矯正市場失靈。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應多向醫療資源競爭薄弱的領域傾斜,比如人口稀少的農村地區、邊疆地區、山區和海島等。在大多數有可能存在競爭的地方和服務領域,則應該盡量推進“選擇與競爭”模式,讓市場機制切實發揮作用。

2011年2月,衛生部部長陳竺在作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形勢報告時也指出,要落實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的政策,促進非公立醫療機構持續健康的發展,加快形成多元化辦醫格局。

(《財經》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