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9日星期四

湖南紀委原書記楊敏之去世 曾當面批評喬石-楊敏之

湖南紀委原書記楊敏之去世 曾當面批評喬石|楊敏之

湖南紀委原書記楊敏之去世 曾當面批評喬石|楊敏之
原中央紀委委員、湖南省紀委書記楊敏之。

　　來源：澎湃新聞

　　7月28日，原中央紀委委員、湖南省紀委書記楊敏之因糖尿病並發癥在湖南長沙去世，享年81歲。

　　得知楊敏之去世的消息，曾與他有過接觸的記者對澎湃新聞感嘆“湖南官場又少瞭一個敢說話的老先生”。熟悉者稱，楊敏之膽識過人，晚年更勤於思考、敢於反思。

　　“我們黨歷來提倡講真話，到瞭我這把年紀，再不講真話，更待何時？……不管結果如何，個人總有一種盡責的慰藉。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我已經說瞭，我已經拯救瞭自己的靈魂。’” 楊敏之在其未公開出版的《心靈的慰藉》一書中這樣寫道。

　　下屬怕向他匯報工作

　　楊敏之，1933年4月生於河北省豐潤縣豐登塢鄉楊傢莊一富裕傢庭。

　　讀書時，他在村裡參加瞭抗日組織兒童團，後入唐山省立中學讀書。1947年輟學，同年參加革命工作，先後在中國共產黨開辦的豐潤縣銀行任會計、會計股長。

　　1948年冬選調入冀東區黨委南下工作團，不久隨軍南下。1949年夏天在河南新鄭加入中國共產黨。11月進入湖南，分配到湘南工作。先後在零陵地區幹部學校和零陵地委任會計和總務長。

　　1952年9月至1954年10月，任江華縣一區、四區區委副書記、書記和縣委宣傳部副部長。

　　1954年11月調衡陽，開始瞭他在衡陽長達31年的工作經歷。

　　他先後出任湘南區委黨校教研科長、衡陽地區科技辦公室副主任、衡陽市委宣傳部長、市委常委、秘書長。“文革”中遭沖擊，下放到市五七幹校勞動。1970年2月，楊敏之任衡陽市第三機械廠革委會主任、市革委會辦事組副組長、市工交辦副主任、主任。

　　1973年11月後，楊出任中共衡陽地委宣傳部副部長、衡陽市委副書記、市長。1983年8月，衡陽地區與衡陽市合並，地改市，楊敏之任衡陽市委副書記、市長。1985年任衡陽市委書記。

　　任職衡陽市司法局的王祥麟是楊敏之在衡陽時期的同事也是河北老鄉，他們相識於1962年。

　　王祥麟向澎湃新聞描述，楊敏之“對自己要求嚴格”，“說話直接，性格開朗”。在他看來，楊敏之為人廉潔、正派，“他對下屬的要求也很嚴格”。

　　王祥麟回憶，寫給楊敏之的工作匯報一定要詳細、具體，必須搞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有頭有尾，不能隻是概括性的內容。這一要求遠高於當時工作人員的業務能力，若做得不好必然是會“挨批評”的。

　　“文革”開始後，楊敏之被打成“走資派”。令王祥麟記憶深刻的是，紅衛兵曾要求楊敏之赤腳拉板車，板車上坐著楊敏之的領導。雖受到不小的沖擊，相比其他人，楊敏之仍給人開朗、樂觀的印象。

　　楊敏之的好記性也在與紅衛兵鬥智鬥勇時起到瞭關鍵作用。紅衛兵拿出楊敏之以前的講話稿，要收集他的“反動言論”。楊敏之則能一一化解，他能說出每句話的來歷，或是出自《人民日報》、《紅旗雜志》，抑或是毛澤東的講話內容。

　　這或許要得益於楊敏之發言稿都是自己動筆寫的，即便有秘書代筆，他也要自己定稿。

　　當面批評喬石報告“不怎麼樣”

　　楊敏之從1988年3月至1998年連續十年擔任湖南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1994年，其兼任湖南省小城鎮建設領導小組組長。他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三、十四屆中央紀委委員，中共湖南省委第六、七屆委員。

　　“早在1988年他才當上省紀委書記時，就在中紀委全會討論時，當著喬石的面批評其在全會上做的報告‘不怎麼樣’。”湖南紀委預防腐敗室副主任陸群告訴澎湃新聞。喬石時任中央紀委書記。

　　“敢於直言”是眾人對楊敏之的一致評價，也被認為是官員身上難得的特質。

　　陸群與楊敏之相識於1996年。在他眼中，楊敏之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睿智的長者，一個敢說真話的高級幹部。”

　　陸群回憶，楊敏之在職期間，多次在會議上談論關於權力的監督制約問題，提出瞭很多獨特見解。

　　晚年，楊敏之筆耕不輟，著有多部回憶錄，其寫字皆為硬筆書法，且狂草居多，鮮有人能看懂，而陸群則能完全識別，他就利用業餘時間幫楊敏之錄入電腦，隨寫隨錄。

　　與楊敏之在中央黨校一同學習過的一位同學對澎湃新聞表示，衡陽官場風氣不好，相比其他人，楊敏之的正派廉潔實屬難得。

　　楊的這位同學曾經也是衡陽官場中的一員，在他看來，楊敏之履新湖南省紀委書記之後，也將這身正派廉潔帶進瞭省委大院。

　　當時，一個普通老百姓給湖南省委領導寫瞭一封針對公款吃喝的舉報信，省領導要求紀委采取辦法制止公款吃喝問題。

　　就此，楊敏之與公款吃喝展開一場十年較量。

　　楊敏之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還清晰地記得那個日子——1991年8月21日，在一場全省地市委書記、專員、州長、市長會議上，楊敏之對與會者說瞭個故事：“有個單位宴請後剩下的酒菜倒在豬潲缸裡，被周圍的農民挑去喂豬，結果把豬也給醉倒瞭。可見浪費到瞭何種程度。”

　　但這番話似乎並未得到與會者的認同，“從會議的討論發言可以看出，一些領導並不‘感冒’，有的還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我說得太過分瞭，而且認為這是一個解決不瞭的問題，真正贊成我的人並不多。”楊敏之說。

　　但省委省政府決心很大，下發瞭幾十個文件，省領導們每到一地，凡是見到擺有水果等食品的場所一律不進，對超標準接待選擇“罷宴”，湖南的吃喝風的確有所收斂。

　　除瞭公款吃喝，收受“紅包”也成為當時官場的一大惡習。

　　楊敏之在寫於1995年的《紅包現象面面觀》一文中直指“紅包”已經成為“跑官”、“尋租”的重要手段。

　　11年後，面對媒體，楊敏之坦言，自己也曾是“紅包”的接受者，沒能跳出“權力消費”的藩籬。

　　湖南省紀委原常委唐東平在給楊敏之內部文集寫的序言裡提到，楊敏之退職之前，向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寫瞭一封信，對加強紀檢監察隊伍建設提瞭五條具體建議和要求：一是紀檢監察實行垂直管理體制；二是如果第一條做不到，紀委書記應兼任同級黨委副書記；三是如果第二條仍做不到，紀委書記應列席黨委書記辦公會；四是監察廳(局)長應擔任同級政府黨組成員；五是撥款五百萬元建立辦案獎勵基金。

　　“後來省委、省政府采納瞭兩條半：第一、二條省裡做不到(敏之同志本意也是說給中央聽的，目的是便於紀委監督同級黨委)，第三、四條省委、省政府照單全收，第五條省政府打半折，給省紀委撥款250萬元作辦案獎勵基金。”唐東平寫道。

　　楊敏之曾在寫給唐東平的一封信中說，“紀檢工作很重要，但目前常使人有寂寞之感。”

　　退休後反思制度問題

　　楊敏之的談吐也給王祥麟留下深刻的印象。作為南下幹部，楊敏之的高中文化已屬高學歷的代表。他說起話來，條理清晰，善於用老百姓的語言，又帶有哲理。

　　說話直接、實事求是的性格也讓楊敏之在進入湖南省紀委後顯得格外引人註目。在退休後，其對反腐與制度的思考也深入。楊敏之更是直言“反腐敗實質上就是與舊體制、舊制度的反復較量”、“隻有改革，才能遏制腐敗”。

　　上述楊敏之中央黨校同學對澎湃新聞表示，楊敏之的反腐思路和言論實屬超前，與當下的反腐形勢不謀而合。

　　2006年，南方周末記者鞠靖發表瞭《湖南：前省紀委書記力陳反腐之艱》一文，文中描述楊敏之，“膽識過人，在紀委系統具有極高知名度。中央紀委原主要領導做重大決策時經常會固定征求幾個地方紀委書記的意見，楊便是其中之一。”

　　鞠靖對澎湃新聞回憶，采訪前，曾有多名湖南官員介紹過楊敏之言辭大膽，敢說真話。楊敏之的反思，如對“民主集中制”等的思考，在鞠靖看來，非常尖銳，作為曾經的省紀委書記能做到公開表達這些想法，著實難得。

　　在接受鞠靖的采訪中，楊敏之道出瞭省紀委反腐的難處。他說，辦案時會涉及人情關系，特別是涉及領導幹部的子女問題、傢庭問題，事情會變得非常復雜。楊敏之更是直言，無法監督像郴州市委原書記李大倫這樣的人。

　　在談及李大倫案時，楊敏之提出瞭“誰能監督一把手？”之問，“李大倫案的教訓很深刻，很多腐敗案都涉及到到一把手。”

　　楊敏之還說：“我在任的時候，沒有人監督我。”

　　在談及如何監督同級黨委的問題時，楊敏之曾表示，“一把手或者一個領導班子真正有問題的話，靠班子自己暴露出來的幾乎沒有。都是某一個人先被查出來，才使整個問題暴露。腐敗無法遏制的一個癥結就在於監督缺位。”

　　2年前，楊敏之再一次接受《財經》記者采訪，隻是，這次的采訪地點從省委“六辦”三樓的一間辦公室挪到瞭醫院的病床前。

　　此次受訪中，在談及薄熙來案時，楊敏之表示，“它是一個孤立事件嗎？在我看來，主要還是體制問題。”“反腐敗實質上就是與舊體制、舊制度的反復較量。”“隻有改革，才能遏制腐敗。”

　　5月27日，陸群和鞠靖還去湘雅二醫院看望瞭楊敏之，當時楊敏之看起來精神尚佳。不久之後，楊敏之因糖尿病並發癥轉至重癥監護室，經過一個多月的搶救，仍未能挽回生命。

　　楊敏之在回憶錄《鐵馬冰河——我的南下征程》的結束語中說，“隻有一點我是感到安慰的，那就是我盡力瞭。”“有一天我入土瞭，‘我盡力瞭’這四個字就是我的墓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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