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高利貸亂局：溫州廈門走訪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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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場危險的遊戲，根據我們記者的調查，在中國的不少城市，高利貸的亂象目前正愈演愈烈，由此引發瞭一系列嚴重的後果。當前，對於民間借貸的治理已到瞭刻不容緩的階段，推進新一輪的金融改革乃是當務之急。 高利貸亂局——溫州、廈門走訪記 號稱還原次貸危機根源的好萊塢商戰電影《華爾街2》有一個副標題——金錢永不眠。沒錯，金錢的身上有著極其敏感的嗅覺，可以在第一時間聞到哪裡有錢生錢的機會，並且會自發地以最快速度奔向那裡。股市、樓市、藝術品、黃金……各種投資市場已經以無數次的歷史事實證明瞭這一點。然而金錢在發揮其逐利本能的同時，往往也會被高額收益所蒙蔽，進而視風險為無物，一步步走向自我毀滅的深淵。如今，在中國大地上四處橫行的民間借貸，便是這句話的最好印證。 高利貸亂象愈演愈烈 兩個月前，本刊記者特赴因“寶馬鄉”而聞名全國的江蘇泗洪瞭解當地的高利貸情況，然而在過去的兩個月時間裡，泗洪的高利貸風波尚未平息，各地的高利貸現象卻愈演愈烈，且亂象頻生，讓人看瞭大跌眼鏡。 在內蒙古鄂爾多斯，高利貸已經代替瞭炒股、買房，成為許多普通老百姓最重要的理財手段。內蒙古大學的一份調研顯示，50%的鄂爾多斯城鎮居民都參與到瞭放貸與借貸的資本活動中。鄂爾多斯更是流傳著“隻放貸不炒股”的說法。正是由於民間高利貸異常繁榮，利率持續居高不下，以至於讓月入8000元的80後白領甘願放棄北京的工作，毅然回到老傢投入“放貸事業”。白領辭職專放貸，怎一個“亂”字瞭得！ 同樣，上市公司也沒有閑著。在浙江一省，就有9傢上市公司展開委托貸款業務，包括寧波的香溢融通、維科精華、ST波導；杭州的杭氧股份、東方通信、杭州解百、萊茵置業，以及海寧的錢江生化和德清縣的升華拜克。這些公司往往前腳從公眾投資者那裡融到資金，後腳就馬不停蹄地將資金借貸出去。例如今年8月，香溢融通（600830）子公司通過寧波銀行貸給浙江長興眾望物貿公司和長興縣振宇物貿公司的貸款利率均為18%，而今年上半年，其給杭州地產公司東方巨龍和南通麥之香的委托貸款年利率更是高達21.6%，為當時銀行貸款利率6.31%的3.42倍。反觀兩年前，香溢融通委托貸款給杭州現代聯合投資公司時，年利率還僅僅為12%。 最吊詭的是，居然連ST公司也來做高利貸生意。2010年5月5日，ST波導向青海中金創投公司委托貸款9000萬元；今年6月下旬，在半年報披露前，波導收回瞭中金創投的9000萬元本金，外加1404萬元的利息。而公司半年報顯示，其上半年凈利僅為3515元，借貸收益居然占公司上半年凈利的40%左右！ 上市公司靠放貸撐起利潤半邊天，怎一個“亂”字瞭得！ 資金鏈斷裂後果嚴重 高利貸的資金鏈一旦發生斷裂，其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在浙江溫州，龍灣區“百樂傢電”女老板鄭珠菊攜上億巨款潛逃。據受害人透露，鄭珠菊以傢電進貨為名，大肆收進承兌匯票和現金，並通過傢人拿著錢去炒房地產，設立擔保公司放貸，最終因高利貸崩盤而不得不選擇潛逃。溫州公安初步定性該案件為非法經營，已展開網上通緝，並集中警力追捕鄭珠菊。 在福建安溪，這個隻有不到20萬人口的小城的邊上，有一個城廂鎮公德村，該村有一個村委主任叫許從火，在縣城經營著不少的產業，有傢具城、娛樂城，還有擔保公司，算得上是公德村的首富。可幾乎在一夜之間，他就成瞭名噪一時的公眾人物，更成瞭村民嚴重的殺千刀的賊人——原來他向當地鄉裡大肆借貸，欠下3億多元的巨額本息，卻已隻身潛逃到國外。而許多村民如今傾傢蕩產，終日以淚洗面。 在福建廈門，早在今年1月，廈門一傢擔保公司負責人賴月香，因涉嫌詐騙和非法集資已被立案偵查。到瞭6月，又傳廈門融典擔保公司出現巨額壞債危機，陷入數十億元高利貸債務。隨後傳來消息，與融典有關系的廈門思明區某外資背景銀行支行一名副行長已卷款逃跑，涉嫌騙取巨額民間高利貸資金。融資擔保隨即遭遇金主擠兌，造成流動性危機，進而引爆瞭廈門市整個擔保行業的信任危機。目前至少有4傢擔保公司面臨被客戶擠兌，總債務額可能涉及超百億元。 近來各地高利貸亂象叢生，已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關註，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日前要求密切關註民間借貸狀況，嚴打非法金融活動，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特殊經濟環境下的產物 眼下高利貸風行全國，其背後的根源還是在於我國持續緊縮的貨幣政策嚴重制約瞭企業的正常融資需求，同時金融政策一刀切也使得許多企業，尤其是原本就存在融資難問題的中小企業，成為宏觀調控首當其沖的受害者。這些企業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因此不得不更多地依賴民間借貸形式獲取資金，以保證資金鏈的順暢。同時，由於過往的暴利行業房地產正在遭遇嚴苛的限購，而且金融管制依舊，投融資體系改革止步不前。於是，在高通脹和行政打壓之下，過剩的流動性不得不尋找新的投資標的，而高利貸就成為各路資金自發推高的新一輪超高額利潤行業。 高利貸風行的危害是雙向的。一方面，它使得許多急需資金的中小企業和房地產企業不得不選擇飲鴆止渴的危險賭博，結果極有可能反而加速企業的倒閉；另一方面，由於勞動力價格和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人民幣匯率不斷提高，加上今年國傢緊縮的貨幣政策，使得實業傢從事實業的利潤空間越來越窄，而當他們看到有人依靠高利貸不費吹灰之力獲得超高收益時，又有多少實業傢能耐得住寂寞，繼續低頭幹吃力又不賺錢的苦生意呢？ 數據顯示，今年1~7月，在31萬戶規模以上企業中，虧損企業戶數為4萬戶，虧損面為12.7%，各月虧損面總體變化不大。但值得註意的是，企業虧損程度卻在逐月加重：虧損企業虧損額增幅由1~2月的22.2%上升至1~6月的41.6%，1~7月又進一步升至46.9%。 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介紹說，如果拿現在中小企業面臨的危機和2008年時期相比，說它更為嚴峻一點也不過分。目前，溫州已經有20%的中小企業處於停工和半停工狀態。金融危機時期，企業主愁於接不到訂單而導致業務量減少，利潤降低。而現今的企業是有訂單卻不敢接，他們隻敢接一些小的短期的訂單，因為擔心資金斷鏈而導致更大的虧損。 這邊是企業虧損逐月加重，那邊是民間借貸利率步步高升。以中小企業最集中的溫州為例，目前，溫州民間借貸利率已經超過歷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高達1角，甚至達到1角5分，年化利率高達180%，而大多數中小企業的年毛利潤率不會超過10%，一般在3~5%之間。 結果我們看到，高利貸收益越是高，就會吸引越多的實業傢放棄實業，轉而投入借貸行業。而高利貸規模越是大，高利貸崩盤越是快，堅守實業經營的企業倒閉也就越快。兩相疊加，必然導致中國產業的空心化和失業率的上升。 治理亂象刻不容緩 高利貸風行除瞭會導致中國產業空心化和失業率上升外，還會引發一連串的惡性連鎖影響。由此，治理高利貸的亂象已刻不容緩。 比如對將錢借給中小企業尤其是房企的上市公司來說，即使房企將土地等資產抵押給上市公司，也極有可能是二次抵押，其首次抵押已抵押給瞭貸款銀行。因此，一旦公司破產倒閉，銀行才是破產公司的第一債權人，上市公司能否獲得賠償還是未知數。除瞭顯性風險外，一旦上市公司的委托貸款收益超過瞭主業，很可能會影響上市公司主業的正常發展——既然放貸收益比做實業還高，我又為何辛辛苦苦幹實業呢？然而與中小企業相比，上市公司是中國經濟的支柱和主動脈，如果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嘗到瞭高利貸的甜頭，從而放棄主業的話，將會對中國的實體經濟造成巨大的沖擊。 在我國許多城市，高利貸泛濫與當地經濟發展過度依賴房地產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在樓市調控政策下，民間借貸成瞭許多城市發展房地產的主要資金來源。如內蒙古鄂爾多斯是一個隻有160萬人口的城市，依靠得天獨厚的揚（羊）眉（煤）吐（稀土）氣（天然氣）四大資源，人均GDP超過瞭香港，進而開始瞭大規模的城市拆遷和房地產開發，其資金80%依賴民間借貸市場。據當地有關人士估計，其民間借貸的規模在2000億元以上，最高年利率在60%以上。2011年，鄂爾多斯房地產計劃銷售商品住宅1200萬平方米，意味著當地人至少擁有人均10套以上房子。以高息民間借貸支撐的房地產泡沫一旦破滅，風險的多米諾骨牌將砸到遊戲的所有參與者，屆時鄂爾多斯有可能出現遍地爛尾樓的悲慘景象！ 高利貸泛濫不單是嚴重的經濟問題，更是嚴重的社會問題。近來溫州等地不斷出現老板出逃的傳聞，每一個出逃老板的身後，都有數十個甚至上百個參與民間借貸的普通傢庭在哭泣。隨著越來越多的高利貸鏈條的斷裂，越來越多的高利貸受害者積壓已久的怨氣將會最終引發一場社會大地震。 金融改革是當務之急 為瞭解中國當前高利貸亂象究竟發展到瞭什麼程度，普通百姓、私人老板、上市公司、銀行、擔保公司、典當行、公務員、國有企業等等又分別在高利貸利益鏈條中承擔著什麼樣的角色，本刊記者近日特赴沿海兩座高利貸事件最為頻發的城市——溫州、廈門進行采訪。記者在溫州的采訪以“跑路”老板吳保忠為線索，展示瞭一幅生動的溫州民間高利貸全景圖。近幾個月來不斷出現且越來越多的企業倒閉，老板“跑路”的事件，無疑給投資者敲響瞭警鐘。而在廈門，記者通過多角度采訪，終於撥開瞭廈門民間借貸的層層迷霧。 讀史使人明智，回顧歷史，可以讓我們對高利貸問題的來龍去脈有更清晰的認識。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改革開放30年以來，每當民間高利貸現象有所抬頭泛濫，往往都處在銀根緊縮的貨幣政策背景中。對比過去4次高利貸風波，我們不難發現，每次民間高利貸高發期都會引發一系列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給國民經濟和社會安定造成極大的傷害。 改革開放30年來的歷史經驗一再證明，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民間的企業和企業、企業和個人之間有著相互拆借融通資金的客觀需求。當政府出於宏觀調控考慮而緊縮銀根，許多企業的融資主渠道受阻後，自然會轉向民間借貸。民間借貸資金因僧多粥少，供求失衡，必然導致融資的“價格”不斷上漲。一旦市場形成預期，就會引來大量的跟風炒作資金，從而一再重復著高利貸擊鼓傳花、最終崩盤的噩夢。 因此周德文強烈呼籲，要舒緩民間借貸市場的高風險，首先需要對內開放國內金融市場，以核準和規范性監管允許符合條件的民間借貸機構進入正規金融市場，同時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讓利率真正作為市場對風險的定價而存在，否則即便向私人部門開放正規金融市場，民間金融機構也不會有意願變身為正規金融市場，因為管理下的利率等水平難以有效覆蓋金融風險敞口，從而使風險更多地聚集於貸款人之上。 其次要打破金融壟斷。中國加入WTO後，我國金融已逐步對國外開放，但金融對內開放卻嚴重滯後。政府應該允許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去籌建民間銀行，像小商人銀行、社區銀行、村鎮銀行等，從而讓廣大中小企業得到更多的間接融資；要制定法律，允許民間金融合法化，陽光化，規范化，讓“地下錢莊”走出灰色地帶。眼下正在制定中的《放貸人條例》便是從立法上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 最後，面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當前國傢宏觀調控的政策應適度調整，應適當放松銀根，擴大對中小企業貸款規模、減低利息等。 溫州接連發生的企業主“跑路”事件，或多或少都與民間借貸有關系，這意味著民間借貸已是危機四伏。在持續執行金融緊縮政策的情況下，如何合理引導民間資金為經濟發展服務，已成為當務之急。 溫州實錄篇資金鏈斷裂危機四伏 “寶康”老板落跑 “我還有兩萬多元的工資沒拿到手，那是血汗錢哪，兄弟啊。”9月14日上午，當記者在溫州寶康不銹鋼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康”）辦公樓走廊裡見到劉先生時，他正在電話裡向朋友訴苦。 9月12日的上午9點多，銷售部員工小劉接到一個電話：“你來我這裡上班吧，你們老板昨天跑路瞭。”“老板怎麼會跑路呢？”他以為是別人在搞惡作劇。但一想到自己還有兩萬多元的工資沒拿到手，心裡還是有些惴惴不安起來。等他下午兩點鐘趕到辦公室的時候，才發現別人並沒有騙他，一切真相大白。 “跑路”的老板叫吳保忠，為溫州寶康不銹鋼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長。中秋節的前一天晚上，債主們突然發現吳保忠的電話打不通瞭。因為永強近期頻發“老高跑路”事件，債主們已成驚弓之鳥。這樣的變化，顯然超過瞭債主的心理承受能力。於是在當天晚上，有將近20多個債主一起聚集在寶康的辦公樓前，隨行的還有兩輛大卡車，卡車司機原本都已經睡下瞭，是被人打電話從床上硬拽起來的。 “寶康”倉管部主管杜澤兵當時還在加班，因為當天要把蘭浦路上庫房裡的近300噸鋼管和原料，轉移到大概1公裡之外的龍灣區海濱街道藍田標準廠房東區2號新倉庫。這裡還有吳保忠的新辦公大樓，按照3星級酒店標準裝修，準備今年底搬進去。直到天黑，還有很大一部分沒有轉移過來，杜澤兵便一直等在新廠區，誰知等來瞭一幫素不相識的人。 “吳保忠跑瞭。”這幫陌生人在杜澤兵面前說完這句話，也不解釋什麼，徑直往倉庫裡沖。一個胳膊上佈滿一片黑乎乎紋身的壯漢拍瞭拍杜澤兵的肩膀，“兄弟，幫幫忙”，並將他往人群後面推瞭一把，力道不大，但意圖已經很直接。很快，這些剛轉移到新庫房的鋼管和材料就在一片喧鬧聲中消失瞭。 第二天，也就是中秋節，更多的債主又找到瞭石浦大樓，倉庫內已經沒有值錢的東西可拿，憤怒的債主闖進辦公室，將電腦等值錢的東西席卷一空。就連吳保忠辦公室裡的一個根雕茶幾也不放過，但因為太沉重，最終又遺棄在二樓樓梯上。 對於吳保忠的不辭而別，有員工猜測是因為債務問題。在溫州當地知名網站“柒零叁”網上，有網民爆料稱其銀行欠款2億元、擔保資金8000萬元，以及承兌匯票5000萬元沒有歸還。記者聯系到公司高管丁平安進行核實時，他表示自己並不知情。9月21日，當記者再次致電丁平安時，他向本刊透露說，吳保忠在三天前又回到瞭永強，處理包括債務以及公司員工拖欠工資事宜。記者也發現，確實能夠撥通吳的電話，但直到截稿時，吳也沒有接聽記者的電話。不過吳涉足擔保行業，在員工以及熟人中間都不是秘密。 從記者找到的一本關於“寶康”企業介紹資料上，該公司專業生產不銹鋼無縫鋼管及不銹鋼焊管等產品，自稱經濟實力雄厚，擁有固定資產1億元，流動資金6000多萬元，年產不銹鋼無縫管10萬噸以上。一位姓周的員工說，吳保忠在臺州市三門縣也進行瞭投資，占地200畝，目前建成的廠房占地100畝左右，公司名叫浙江祥源鋼業有限公司。這傢公司由吳的姐夫徐某參與打理。 吳保忠的高調在當地是出瞭名的。杜澤兵說：“老板是一個很要強的人，什麼事情都想做到最好。”一位員工透露說，吳有一部鑲嵌有鉆石的手機，價值20多萬元，平時穿戴都是頂級品牌。“我一個月1萬多元的收入，還買不回老板一隻鞋。”劉先生這樣說。傢裡豪車有好幾輛，除瞭那輛價值500多元的勞斯萊斯外，還有陸虎、Q7。不過記者在海濱街道辦事處采訪時，黨工委副書記吳進軍說：“‘寶康’在我們這一帶規模並不大。” 吳保忠的發跡，在員工中間也頗具傳奇色彩。有員工表示，在七八年前，吳還在別人手底下做事，甚至一度開過拖拉機。但員工們也承認，吳是一個有經濟頭腦的人。 企業主頻頻“跑路” 自今年4月份以來，永強發生多起企業主“跑路”事件，之前還和賭博、經營不善有關，而到瞭後來就跟“擔保”有著直接關系瞭。 在溫州龍灣區，除瞭永強機場外，永強隻是一個泛指的地名，它占據瞭龍灣區很大一部分。在永強，聚集瞭合成革、不銹鋼等生產企業。很長時間以來，活躍的民營經濟為民間借貸提供瞭生存的沃土。“我的傢鄉在龍灣，有個地方叫永強；遠看永強像天堂，近看永強像銀行……”這是有人在網上寫的一首打油詩，前四句恰如其分地描述瞭永強盛行民間借貸的現狀。 4月5日，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長黃鶴因欠賭債3億元失蹤。記者看到，位於機場大道618號的廠區除瞭保安之外，已經空無一人。因無人修葺，廠區荒草漲勢旺盛，一副破敗模樣。受牽連的擔保公司，僅龍灣本地就有4傢。 7月27日，位於溫州龍灣區海濱街道的巨邦鞋業有限公司老板王和霞出走。據當地人的說法，其參股一傢擔保公司，涉及資金約一億元。因擔保公司老板出逃，他也被迫玩起失蹤。在海濱街道寧村村中，記者找到瞭巨邦鞋業老板的老屋。據附近攬活的三輪車夫透露，自從出事那天起，不銹鋼卷簾門就一直沒打開過。大門上已被砍刀生生留下瞭七八道尺餘長的刀痕，有的裂開瞭三四公分寬，看起來觸目驚心。 同樣在7月份，溫州寶業皮革公司和溫州大華皮革公司相繼關門，知情人士稱，寶業皮革攤子鋪得太大，在江蘇、上海等地都進行瞭投資，以致資金吃緊。大華皮革因擔保寶業的債務而受牽連，不過其老板並未離開當地。寶業皮革的關門，與民間借貸無法脫離幹系，在海濱街道寧村村寶業皮革老板王寶銀的老屋大門上，已經貼滿瞭法院的傳票，少數是因為拖欠工資，大部分是民間借貸糾紛，如欠王某800萬元，月息2分；欠徐某340萬元，月息3分。 除瞭永強之外，溫州還發生多起“跑路“事件，比較典型的如8月底位於溫州鹿城區的耐當勞鞋材有限公司宣佈停工，傳言老板戴某因欠巨債潛逃；9月9日，在龍灣頗有名氣的傢電老板鄭珠菊，失蹤半個月之後被警方抓獲，涉及金額約3億元。 企業主落跑，擔保公司受牽連，而放錢給擔保公司的個人，日子自然也不好過，這些最底層的參與者利益根本無從保障。記者通過熟人找到溫州一位劉姓的“上班族”，他通過各種關系湊瞭約300萬元資金，交給自己的表哥放高利貸。原本打算從中吃利差，剛開始每隔一段時間就能收到一筆利息，比上班收入要高得多。如果運氣好，一年能賺回三五十萬元。但前段時間表哥借出去的錢收不回來瞭，加之別的債主又不停地催債，無奈之下隻好關掉手機跑到外地躲瞭起來。劉先生沒法像他表哥一樣跑到外地去躲債，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房產賣掉去還債。“早知現在，何必當初。”結束短暫通話的時候，劉先生重重地嘆瞭一口氣。 民間借貸危機四伏 “溫州的民間借貸已經是危機四伏，如果再繼續發展下去，很有可能發展成為中國式的次貸危機。”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直言。 根據周德文的觀察，“寶康”的問題，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可能在於擠兌。他說：“近期風聲很緊，估計很多債主想要收回資金。如果‘寶康’老板短時間內無法籌集到資金，就隻有‘跑路’瞭。”記者在采訪中也註意到，有員工反映，吳保忠在9月初才搬進新廠房，同時還花巨資裝修新辦公大樓；他出走的時候，並未帶走小孩，這些都表明他並未想要“跑路”，極有可能是臨時被逼。 曾經為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起到瞭不小推動作用的民間借貸，現如今已經發展成為一場轟轟烈烈的全民“炒錢”運動。把錢交給“老高”，已成為溫州人最慣常的理財方式。所謂“老高”，就是特指放高利貸的人。“誰會把錢存到銀行裡去，隻有傻瓜才會把錢放在銀行。”在寧村村采訪時，當地村民阿珠這樣告訴記者。據阿珠反映，就在她所在的寧村村，私人之間的借貸現象十分普遍，一般情況下月息可以達到2分，年化收益率可達24%。 周德文表示，加上今年國傢緊縮的貨幣政策，銀行連續10多次提高準備金率，企業要從銀行獲得貸款難上加難，無奈之下被迫轉向民間借貸，進一步推高瞭民間借貸利率，擴大瞭民間借貸的規模。目前，溫州民間借貸利率已經超過歷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高達1角，甚至高到1角5分，年化利率高達180%。在利潤的誘惑下，相當多企業抽出生產資金，投向民間借貸。 更加讓人心驚的是，有知情人士告訴本刊記者，甚至出現個別公務員貸款入股擔保公司、市民使用銀行卡套現入股入夥擔保公司、極個別銀行職員參與的情形，這將放大民間借貸造成的危害。 周德文介紹說，溫州民間借貸主要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親朋好友之間相互拆借，第二種是擔保公司、寄售行、典當行、投資公司等變相從事借貸活動，第三種是地下錢莊。不管是哪種方式，它的高利率給企業加大瞭融資成本，同時也潛伏著巨大的風險。一旦某個環節出瞭問題，不僅資金難歸，甚至引起突發事件，造成嚴重不良的社會影響。 記者瞭解到，溫州近期不斷增多的民間借貸案件已引起瞭司法機關的關註。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辦公室有關人士表示，考慮在近期將全市的民間借貸案例做一次全面的統計分析，然後向社會通報。 “招安”民間借貸 民間借貸並非洪水猛獸，其實隻要納入正常的監管程序，便可為經濟發展服務。 而現階段，中小企業所面臨的困境是有目共睹的。溫州市龍灣區海濱街道黨工委副書記吳進軍告訴本刊記者，國傢持續緊縮信貸政策，讓部分之前一直處於擴張狀態的中小企業遭遇“斷奶”危機。“如果挺不過去，就隻能關門歇業。”他說得很直接。 失去控制的民間資本以極高的利息成本進入實業，實際上是讓企業主“飲鴆止渴”。周德文說：“很多企業想利用高利貸緩口氣，撐到政策緩和的時候，就像2008年底推出4萬億投資計劃一樣。”但一旦政策環境沒有改善，他認為溫州36萬傢中小企業將面臨巨大的生存危機，其中有4成左右的企業將會因為資金鏈的斷裂而停工。 如果僅僅靠堵肯定堵不住，因此最好的辦法是改變民間資本的尷尬境地，通過法律手段為民間資本驗明正身，從地下走向地上，進行陽光化運作。在化解民間借貸危機的同時，此舉還能起到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可謂是一舉兩得。 周德文表示，事實上，國傢在引導民間借貸健康發展方面，已出臺瞭不少措施，如推出村鎮銀行的試點、全國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允許個人和企業註冊成立“隻貸不存”的放貸機構等。但是，政策與現實往往存在著一段不小的距離，很多民間資本因額度、身份等問題，根本進不瞭合法化的渠道，因為享受不到金融機構的待遇而處境尷尬。 他說：“既然‘招安’，就不能把疏導民間借貸看成放虎歸山，每放開韁繩一步，都要在周圍豎起無數個柵欄。如此一來，民間借貸反倒覺得不被‘招安’更自在，‘招安’將何以為繼？” 在已成立的溫州市股權營運中心和溫州民間資本投資服務中心兩大平臺基礎上，去年7月份，溫州政府審議並原則通過瞭《關於設立溫州人股權投資基金的實施方案》，這意味著溫州的民間資本可以創立股權投資基金。在未來，溫州在引導民間資本方面是否還有新的舉措？記者前往溫州市金融辦采訪時，相關負責人並未給出正面回應。 與溫州一樣，廈門也是我國民間資本十分活躍的地區之一。今年以來，已屢次發生高利貸大案和借貸人攜款潛逃事件。那麼廈門當地哪些人在放高利貸？哪些人在借高利貸？規模有多大？操作手法如何？哪些人從中獲利？為瞭解開這些謎團，本刊記者來到瞭廈門…… 廈門實錄篇民間借貸的七個謎團 9月的廈門，氣候宜人，風光旖旎，站在廈門最繁華的金融街——鷺江道上，遙望對岸的鼓浪嶼，眼前一彎淺淺的海峽看似波瀾不驚。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在廈門平靜表象的背後，竟也潛藏著一股股動輒數億元的高利貸潛流。 謎團1：廈門高利貸規模幾何？ 廈門高利貸的規模究竟有多大，這是許多人最關心的。為此，記者專程走訪瞭主管中小企業貸款的廈門市經濟發展局企業處。有關負責人瞭解記者來意後，笑著對記者表示：“廈門相比周圍的泉州、漳州等地，其實高利貸現象是相對比較少的。隻是近來媒體報道得比較兇，說有幾十億元，其實從我手上拿到的案子來看，不超過5個，總規模也就七八億元。有些小的高利貸案件隻有幾千萬元。當然，周邊也有像安溪這樣鬧得比較大的（指安溪縣城廂鎮公德村村委主任許火從攜3億多元高利貸借款潛逃一事），我就不方便透露瞭。” 臨走前，這位負責人還反復強調，民間借貸和非法集資是兩個概念，非法集資應該打擊，但民間借貸是合理的，隻要不超過4倍法定利率也是受法律保護的。包括廈門在內的許多沿海城市30年來能有這樣的發展，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民間借貸的活躍，因此希望媒體不要妖魔化高利貸。 然而一位長期在廈門從事第三方理財服務的金融投資公司高管王偉（化名）言之鑿鑿地告訴記者：“廈門的民間高利貸少說也有一百多億元，官方統計的隻是已經崩盤並且報案的，這隻是高利貸的冰山一角，絕大部分高利貸受害者怕受到牽連，是不會去報案的。”事實上，在廈門街頭和銀行，記者從多位廈門市民和銀行工作人員處瞭解到的數字也與之相似。 謎團2：銀行是否願意放貸？ 高利貸泛濫的背後，往往意味著許多中小企業無法從主渠道（銀行）順利獲得貸款。對此，上述政府人員表示，眼下整個銀行業資金都偏緊，能壓的貸款都盡量壓住。如今房地產企業無法貸款，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也無法貸款，所以從逐利的角度看，商業銀行也希望把錢留給中小企業，因為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利息相對高些。“我們經常和銀行方面通氣，現在銀行給中小企業貸款真的是很有誠意的。”不過該負責人馬上話鋒一轉，“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世界性難題，廈門有8萬多傢中小企業，但隻有8000多傢是能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剩下的大部分企業要不就是通過親朋借貸，要不就是通過高利貸融資。”. 據全國工商聯調查顯示，規模以下的小企業90%沒有與金融機構發生任何借貸關系，微小企業95%沒有與金融機構發生任何借貸關系。 廈門的銀行果真對中小企業貸款充滿誠意嗎？為瞭解事實真相，記者與當地多傢商業銀行有關負責人進行聯系，但瞭解到記者采訪意圖後，對方都以各種理由婉拒瞭采訪。經當地媒體同行介紹，幾經輾轉後，記者終於聯系到瞭一位前銀行客戶經理張強（化名）。他告訴記者，多年來，政府一直號召銀行加大對中小企業融資支持，但實際上，銀行主要的貸款還是放給瞭國有企業。所謂針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也大多落在上瞭一定規模有較強實力的“中等企業”身上，而真正需要資金支持的中小企業﹙主要是小型企業和微型企業﹚還是很難獲得貸款。 張強認為這一現象不能都怪銀行。“上世紀90年代國企賤賣、私企大躍進的時代，不少私企通過種種內部關系拿到巨額的信用貸款，結果後來貨幣政策一緊縮，許多企業就撐不下去瞭。老板見形勢不妙就跑路瞭，結果銀行借給私企的大量債務收不回來。即便老板不跑路，私企一破產，銀行貸款也一去不復返。有的老板見形勢不妙，早在法院查封前就把剩餘資產轉移到親戚朋友的名下。這樣一來，法院也執行不到瞭。根據銀行風險負責制規定，誰貸出誰負責，銀行信貸人員放出的貸款若收不回來，本人要付全責。正由於風險收益不對等，銀行吃過這個虧，所以銀行一直對缺乏房產等抵押物的中小企業貸款避之不及，尤其是眼下銀根緊縮，很多行業現金流都很緊張，有的中小企業搞不好明天現金流一斷就完瞭，銀行自然更加擔心自己的錢能不能還回來。越是擔心，銀行也就越是對中小企業惜貸。”張強無奈地表示。 與民營中小企業相比，大型國企由於處於政府強力控制下，銀行不怕借出去的錢打水漂。所以國企相對私企具有更高的信用，更易於貸款，甚至無需抵押擔保往往也能拿到利率較低的貸款。 謎團3：中小企業是否難以為繼？ 中小企業原本就面臨著勞動力價格上漲、原材料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稅負過重等不利因素的沖擊，如今在持續緊縮貨幣政策環境下，融資難更是很有可能成為壓垮它的最後一根稻草。網上早有傳言溫州等地出現瞭中小企業倒閉潮，廈門的情況又如何呢？ 廈門經發局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這次中小企業的困難並沒有2008年那麼可怕，廈門並沒有出現媒體所稱的中小企業大面積倒閉的情況。“我們匯總瞭地稅、工商等各個部門情況，發現企業註冊數量是正增長的，地稅也是正增長的。不過需要警惕的是，整個廈門中小企業上半年的銷售收入在持續下滑”。該負責人還表示，都說中央的宏觀調控讓中小企業生存維艱，但換個角度看，這也是在倒逼許多粗放型、低附加值的中小企業進行轉型升級。“我前幾天還遇到一個老板，原來是搞房地產的，宏觀調控下房地產難搞瞭，結果最近轉去搞IT企業瞭”。 不過在眾多中小企業中，能夠順利轉型升級的究竟有多少呢？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辜勝阻前不久指出，目前可能有10%的中小企業在升級，有20%左右可能正在轉型中，而60%到70%的企業現在則是面臨嚴重的生存困境。 謎團4：高利貸是飲鴆止渴還是雪中送炭？ 在融資難的背景下，許多中小企業主生存都成問題，又如何有更多的資金進行轉型升級呢？王偉告訴記者，在高利貸運作中，最終很大一部分資金都借給瞭這些中小企業主。“有人說高利貸是雪中送炭，解瞭企業的燃眉之急；也有人說這是飲鴆止渴，現在做實業利潤那麼低，一般隻有2%～5%，但高利貸的利息動輒就是4分、6分，一個月的利息比你一年的利潤還高，這些企業根本不可能承受。但他們沒有辦法，不借企業馬上就要倒閉瞭，借瞭說不定還能撐到信貸放松的那一天。他們雖然心裡不甘，但也隻能被迫接受這一市場利率。”王偉嘆瞭口氣，繼續說，“有人說借高利貸是找死，但不借高利貸是等死，等死不如找死。我隻能犧牲我的信用成本，破罐子破摔。眼下先借瞭，先解決眼前的生存問題，以後還不出再說。” 除瞭中小企業，高利貸還集中流向房地產企業。由於房地產開發對資金需求非常大。在主渠道（銀行）受阻時，房企會非常著急，必須盡快把資金流轉起來。王偉表示，廈門像這樣的開發商很多，借高利貸時都做過現金流預測，但最大的風險在於開發商無法想象國傢下一步會頒佈什麼樣的調控政策。如果調控政策持續加碼，開發商也可能會出現現金流中斷、高利貸崩盤的情況。 “許多人的心態是這樣的，比如一個月6分利息，一年就是72分，我第一年不還，第二年還不還，等到第三年，你忍不住去法院告我，法院也就支持4倍利率。正好一年28，3年72。第三年後，這點利息說不定我就能還上瞭。”王偉點起瞭煙，笑瞭起來。 謎團5：擔保公司為何成“關鍵先生”？ 記者在廈門采訪時還瞭解到，在整個高利貸鏈條中，擔保公司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擔保是一個微利的帶有社會公益性質的行業。全世界擔保公司都是國有的，比如像韓國的中小企業擔保公會，都是公益性的由政府扶植的為中小企業貸款提供低費用擔保的機構，但在我國擔保公司卻是營利性的商業機構。這是擔保公司熱衷高利貸的主要原因。”廈門市經發局有關負責人對記者說道。 政府的這一說法也得到瞭王強的認可：“如今擔保公司的定位主要是服務中小企業，這種擔保風險高、收益低，擔保費隻有百分之零點幾，單靠擔保業務根本養不活公司，所以很多擔保公司根本不做主營業務，主要就是做高利貸。有的就算在做擔保業務，也同時在做高利貸。可以說廈門40多傢融資性擔保公司，100%都在放高利貸。” 事實上，近兩年來，廈門新成立的擔保公司有上百傢。許多資本規模在千萬元左右的老板，面對融資難、轉型難的困局，會選擇結束實業，把錢拿來放貸。雖說有風險，但總比搞工廠輕松。一開始可能隻是依靠自己的口碑和影響力對周邊的熟人收放高利貸，但想要把業務擴大，就要成立投資擔保公司，這樣就能有一個正規的平臺，讓公眾知道你有這樣的能力進行投資擔保。王偉說：“我把這種擔保公司叫‘穿著白大褂的偽醫生’，穿白大褂有利於給企業進行體檢，你什麼資料都要給我，體檢完瞭發現這傢企業還不錯，就別去找正規醫院（銀行）瞭，我直接把錢通過委托貸款借給你就行瞭。” 王偉還透露，幾個月前，廈門還出過一起大案。某擔保公司和某企業多次進行委托貸款業務，前幾次都按照規定走流程，但最後一次辦理抵押時，因為那個產證看過很多遍瞭，就沒去辦登記，結果發現這個證是假的，一下子20多億元就沒瞭。 除瞭擔保公司，還有典當行、寄售行、小額貸款公司、投資公司等等也都從事著類似的生意，隻不過擔保公司可以拆借資金，操作高利貸更加方便，因而數量更多。 謎團6：大型國企如何參與高利貸？ 資本都是逐利的。聞到瞭民間高利貸的芳香後，不少國有企業也蠢蠢欲動。據王偉透露，廈門有好幾傢大型國有企業便做起瞭資本“二房東”的買賣。由於國企從銀行獲得資金非常容易，國企前腳從銀行獲得7%的低息貸款，轉手就以30%的利率借出去，操作方法同樣是自己成立一個擔保公司，隻要背後有房地產公司，土地拿來抵押就能借到錢。“表面上看，一切手續都非常合規，擔保公司做委托貸款的時候，把利率設定為法定利率的4倍，這傢國企再另組一個資產管理公司，把剩餘的利息，以財務手續費的名義打到這傢資產管理公司的賬上。”王偉說道。 謎團7：銀行職員為何成掮客？ 國企做起瞭“二房東”，銀行也同樣做起瞭“掮客”。有的上市公司增發後，資金一時沒去處，就會有銀行工作人員以遠高於銀行存款利息為誘餌，以中間人或擔保人的身份，將客戶介紹給急需用錢的企業。銀行在其中既賺瞭手續費，也能增加存量資金，還能提高大客戶對它的粘著度。 曾經也做過“掮客”的張強告訴記者，以銀行工作人員身份去做放貸人，有天然的優勢，對借貸方的信息比較瞭解，出資人也相當放心。即便是社會上的放貸人，大部分在銀行都有關系。 由此可見，在這條漫長的高利貸利益鏈中，從出借資金的普通百姓、企業老板、上市公司、國有企業、擔保公司、投資公司、典當行等，到從事二傳手的銀行職員，人人都是高利貸的獲利者。隻要資金鏈沒有斷裂，他們都能獲得可觀收入。然而這種擊鼓傳花的遊戲遲早要崩盤，尤其是當許多中小企業和房地產企業抱著飲鴆止渴的心態借錢時，高利貸崩盤的速度會更快。 其實，民間借貸活躍並不是當下特有的現象，回顧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我們發現，每當宏觀經濟出現銀根緊縮時，高利貸就會暗潮湧動。從這一點來說，隻有通過有效的金融改革才能化解風險。 歷史經驗篇金融改革是必由之路 高利貸亂象的前世今生 可以說，改革開放30年以來，時隱時現的高利貸亂象從未消失過。每當銀根緊縮時，類似的亂象便顯現出來，致使千百萬的人群蒙受各種崩盤的損失，最後，往往以政府對大案、要案的主要人員進行重判和追討部分錢款為結束，或者根本隻是隨著貨幣政策的放松而自然慢慢退回幕後，隨著風波暫時平息而不瞭瞭之。對比歷史，反觀今日，我們不禁要擔心，當前的亂象是否僅僅是新一輪高利貸熱潮的一個開始呢？它又會在何時、會如何結束？ 1984～1986：從通貨膨脹到銀根緊縮 1984年，我國決定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並把部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下放，即“撥改貸”。然而，這客觀上造成瞭1984年底的信用膨脹和貨幣發行失控，從而產生瞭自1978年以來第一次在轉型中經濟體制內部生成的通貨膨脹。針對這一情況，國傢動用瞭一系列緊縮手段對經濟降溫。但“一刀切”的信貸規模管理模式使一些正常的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信貸資金的大部分都用在固定資產投資上，企業的流動資金變得極其緊缺。 就在這段歷史背景下，溫州出現瞭“抬會”風潮。“抬會”是若幹人組成一個會，發起人稱會主，把會員的錢聚攏，交由會員們輪流使用，先用的人支付利息，後用的人吃進利息。會員可以發展新會員，進而變成“會主”，層層下去形成一個復雜的金字塔式鏈條。當時在樂清縣，共有大大小小抬會1346個，最大的抬會發展瞭12122人。從1985年到1987年初，溫州九縣兩區有30萬人卷入其中，會款發生額達12億元之巨。這種瘋狂的遊戲在1986年春夏出現瞭資金鏈斷裂，會主潛逃，影響巨大。地方政府組織瞭大規模的整頓活動，將李啟峰、鄭樂芬等知名會主判處死刑，直到1992年才基本平息瞭這場風波。 1993～1996：緊縮政策與高利貸風潮 然而此後，雖然政府明令禁止，輿論譴責不絕於耳，但高利貸仍以不可阻擋之勢，自經濟富庶的長三角、珠三角向全國各地蔓延。有關方面的統計表明，1993年中國的民間借貸資金已高達300多億元，1994年升至500億元，1995年更猛躥至700億～1000億元。1993年溫州一度冒出100多傢地下錢莊，1995年上半年被關閉的溫州市內18傢地下錢莊總資產超過10億元，經這些地下錢莊貸出的資金，高出銀行利率最低也在3倍以上。同時，各地的高利貸行為也趨向於團體化，廣東揭陽、浙江溫州、江蘇宿遷等地的標會、月零會、搭會等等相繼釀成會案風波，僅廣東汕尾市就卷入會款高達20.06億元，致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出面嚴厲打擊。 那麼在宏觀調控方面呢？1986年之後，央行幾次緊縮銀根又幾次迫於各方面壓力放棄緊縮政策，然而到瞭1992年，新一輪經濟過熱再次出現。1994年，商品零售價格同比上漲21.7%，創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紀錄，出現瞭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於是1993年下半年，政府果斷采取瞭以整頓經濟秩序尤其是金融秩序為主要目標的宏觀調控措施，央行首先以帶有行政色彩的嚴厲信貸計劃來控制信貸規模。從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又一次與高利貸風潮相呼應。 2003～2004：從“錢荒”到新的“標會” 1998年經濟危機後，國傢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兩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準備金率由13%下調至6%。然而，2003年開始出現“局部過熱”的經濟態勢。於是，國傢為瞭防止經濟增長出現“過熱”態勢，出臺瞭多種抑制經濟過快的政策。央行更是采取一系列緊縮手段，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由6%調高至7%，這一自1988年以來第一次調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行為，引發瞭較為強烈的市場震動。 很快，銀根緊縮造成的民營企業“錢荒”，又一次刺激瞭民間高利貸的繁榮。有關統計數據表明，至2003年底，中國農村“高利貸”高達8000億～14000億元，僅浙江省東南部地區就有3000多億元。同年10月，浙江蒼南更是爆出著名的“礬山連環會”案，會案涉案總金額超4億元，會員人數在2000人以上，使得蒼南鎮90%以上居民都遭受瞭經濟損失。 2006～2008：“適度從緊”與“吳英”大案 從2003年起，穩健貨幣政策的內涵發生瞭變化，最終確定“穩中適度從緊”的政策思路。5年來央行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同時提高利率，通過緊縮銀根來控制貨幣供應量。到瞭2007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而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通貨膨脹壓力更是顯著增加。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安排由“雙穩健”轉變為“一穩一緊”，並明確提出，2008年要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 在當時，民間高利貸也同樣非常猖狂。以溫州地區為例，最高年息是150%。而在2007年的浙江東陽，還出瞭一位“億萬富姐”吳英。一個20多歲的小姑娘做莊頭搞民間借貸，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成為瞭中國一個年輕的女富豪。結果最終借貸崩盤，吳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逮捕。 民間融資路在何方 從最早“一刀切”、同松同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到而今多樣化、穩健、又或是適度從緊、一松一緊的政策，改革開放的30年，我國的經濟金融都有瞭長足的發展、進步和完善,然而對於在銀根緊縮時相伴而來的高利貸亂象，卻一直沒有一個明確、有效的說法和解決途徑。單純的重刑、嚴打等等，隻是帶來瞭高利貸屢禁不止、一次次卷土重來的歷史。那麼，究竟該如何解決這種亂象？民間融資的路又究竟在何方？ 著名經濟學傢茅於軾長期以來一直堅持認為，這種斬不斷理還亂的亂象正是緣於國傢對資金的壟斷。我們應該放開民間借貸，允許高利貸才能消滅高利貸。資深財經評論員李光一也認為，利率市場化正是解決民間借貸難題的一劑良方。雖然也有許多人反對開放民間融資，將其視為洪水猛獸，不過越來越多的人還是開始覺得，高利貸被我們過度地妖魔化瞭。 實際上，世界上有不少國傢和地區的民間金融機構是合法化的。在中國香港，任何人經過註冊都可以從事放債業務；在美國，8000傢銀行中有7000多傢都是小銀行；而在孟加拉，甚至有與我們“地下錢莊”類似的窮人銀行。吳曉波接受采訪時指出，破除民間借貸亂象的根本就在於金融體制的改革。不可否認的是，現今的體制對於不斷爆發的高利貸亂象誠然顯得有些束手無策，繼而聽之任之。 法律上，我國不保護高利貸行為，同時對高利貸案件的審理判決上又往往存在著爭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面臨日益嚴重的高利貸亂象，無論是否將其民間融資行為合法化，首先都應該去處理和改革。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胡守鈞強調說：“社會問題不能視而不見，如果再不切實地去做出一些改變，更大的社會問題就會產生。” 推薦閱讀： 把握權力與責任 堅持不懈 勇敢前行來源:中國典當聯盟網..2011-09-23 典當業務保證合同若幹疑難問題探討來源:中國典當聯盟網..2011-09-23 上海黃金交易所2011年9月22日交易行情來源:上海黃金交易所..2011-09-23 中發集團對中金福上半年的績效考核工作完成來源:中發集團 編輯..2011-09-23 日本NHK關註大陸典當資金運作 特輯采訪海南銀達典當來源:海口晚報 編輯..2011-09-23 |
2013年12月3日星期二
揭秘高利貸亂局：溫州廈門走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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