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舊上海的典當與押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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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載,虯江路上上海的首傢市級典當行開業瞭。提起典當，一些老上海很自然地會想起舊時上海的當鋪。 那高懸的當字招牌，高櫃鐵欄和拖腔拉調的唱貨報價聲。這一切對與於現今的人們來說，已然很陌生，那麼這在舊上海曾經盛極一時的行業，究竟是如何的狀況。筆者根據上海市檔案館收藏的檔案及有關材料，寫成此稿，以饗讀者。 典當歷史源遠流長 典當的由來，源遠流長，從南北朝算起，已有上千年歷史。典當最早稱質庫，亦稱質肆，後來又稱長生庫、解庫、解當鋪和解典庫等等，“典當”一詞的出現則在明清以後瞭。 典當的最初經營，以寺院為多，以濟貧救難為主要目的，屬於慈善性質。隨著封建社會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典當才逐漸成為一種專門的行業，其性質也起瞭變化，演變為以營利為目的。經營典當，盈利頗豐，許多富商大賈見有利可圖，紛紛投資開當設鋪，促使瞭典當業的發展，《舊唐書德完本紀上》載；“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四月中，少尹韋禛又取僦櫃，質庫法拷索之，才及二百萬。”可見當時典當業之一斑瞭。 典當業的盛起，既給平民百姓的借貸和調劑資金帶來瞭一定的方便，也給典當業主創造瞭盤剝高額利潤的機會，同時還給封建政權帶來瞭經濟上，稅收上的好處。為鼓勵商民辦典當，封建朝廷給予典當從業者各種獎掖，對有成就者還冊封朝奉郎職銜。 清代以後，典當業的發展可說達到鼎盛時期。到瞭清末，典當業融入瞭官僚資本，出現瞭許多官商典當。如清末的兩江總督曾國藩，湖廣總督張之洞，都曾以大筆的資金存入典當放款收利，還在湖北，江蘇等地招商開典。典當業由於官僚資本的加入而基礎更加鞏固，收入急速增長、成為清末商界兩大巨擎之一。民國初時，上海的典當業已是星如棋佈，不論是農村鄉鎮，還是市區通都大邑，從租界到華埠，無處不見典當的招牌。 典當、押店及從業人員 典當與押店，源出一脈，都是從質物放款，收取高額利息為目的的，其實質都一樣，隻是名稱不同罷瞭。上海的典當與押店的名稱是在租界出現之後方始有此區分的。典當稱典，押店稱押，其差異僅在於它們的規模和資本的大小而已。 稱典當者，通常是指資本在三萬元以上的當鋪，並依據各自的規模大小、資金多寡而分為四個等級：資本在二十萬元以上者為一等典當；資本在十萬元以上不足二十萬者為二等典當；三等典當資本在十萬元之下五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上不足五萬元的典當則列為四等。典當等級的高低除代表資本實力外，還決定其納稅的多少。如1930年典當業同業公會營業規則中就規定，一等典當須繳納登記費500元，每年營業執照費250元；二等典當繳納登記費300元，每年營業執照費180元；三等典當繳納登記費250元，每年營業執照費130元；四等典當繳納登記費20O元，每年營業執照費100元。 上海的典當大都設在工商薈萃，人口稠密的市區。如當時的蓬萊、嵩山、老閘、新城、邑廟以及盧傢灣等區都是典當比較集中的地區。開設典當的商人則以徽、潮、本三邦人氏為主。所謂徽邦，指的是安徽的休寧、歙縣、屯溪，包括江西婺源等地的典商，潮邦指的是廣東潮陽、汕頭一帶的典商；本邦即指上海地區的川沙、南匯、松江以及蘇州吳興、吳縣、洞庭山一帶的典商。此三股人合稱為三大邦。典當的房屋建築多為高墻青瓦、寬大堅實的石庫門房子。典當的數量，據抗戰前粗略的統計，共有大小典當150餘傢。 押店，亦稱押當鋪，小押典或小押當。它們的規模、資本都較小，一般在二千元以上三萬元。押店規模小但取利重，開設的數量也遠比典當要多，抗戰前押店大小有540餘傢，到1945年統計，押店總數增至920傢之多。押店由於量多而分佈極廣，其中尤以兩租界為最多，約有60O傢以上，其次則散佈在華界與浦東。 舊式的典工押業，索以組織嚴密享譽滬上，在當時行商中有模范之稱。其經千百年歷史演變而逐漸形成的人事分工制度，歷代相延，絕少更改。業中人遵循舊章，各司其職，從不紊亂。典當內的分工，用其行話稱為“內缺”、“外缺”兩大部。 所謂內缺，主要是指主持會計、出納等工作的人員。內缺又分四職，稱為管帳、管錢、管包和管飾。 舊式的典當中無經理一職，故由管帳兼任經理的職責，主持全局，調度金融。在實際工作中，會計事務則歸管錢承擔。管錢，亦稱錢房，除兼管會計外，主要負責出納、核算本利，以及記帳、造表和稽核。管包，分工管理當貨，核對入庫，核算贖票，復計利息盤查存貨和出售滿貨等。管飾，也稱飾房，專管金銀、珠寶等飾物的保管。 外缺，主要負責照料櫃面生意、收當、寫當票等工作。外缺也有分工，分櫃缺、中缺和學缺三職。 櫃缺，也稱櫃顆，即典當中的營業員，專門負責門市的貨物收當與贖取業務。在一些大的典當中，櫃缺還分頭櫃、二櫃、三櫃等職。櫃缺，典當中還慣稱作朝奉，頭櫃稱老朝奉。櫃缺不能涉足包樓飾房，當物收進後，有學徒專門負責撿取。中缺系內缺和櫃缺的助理員，他們的職責分工有五檔：一曰寫票，專門負責繕寫當票、當貸登記、當取日記及查掛失票等工作；二為正卷包，專管包紮質當的貨物，核算數目，指導搬移堆放等；三叫副卷包，主要協助正卷包，辦理事務；四稱清票，專門裝訂贖票，復計本利，同時也兼帳簿當票的印刷、裝訂等工作：五是掛牌，負責懸掛當貨木牌，在木牌上標字號、當本、件數等，以備與當貨字號核對之用。學缺，典當中學徒的總稱，專管檢尋當貨，整理包房及一切雜碎事務。學缺設頭一名，稱學生頭，負責學缺的一切事務。學生頭以下學徒分為一至五等。另外還設有候補學徒，名曰“耽擱”。 押店的人事與分工和典當相比，相對要松散得多。 他們的分工較為靈活，不似典當那麼嚴實。從業人員一身兼數職，內外兼顧的情況比較普遍，故使用的人員也比典當要少得多。 典、押業的職員在職服務期間，一般不準回傢，食宿都在店內，全由店東供給。遠離傢鄉的，三年探親一次，旅費自負。職員的薪金由店東開給，學徒不開薪水，隻有些許津貼。職員的報酬除瞭薪酬外，在經營業務中還可收取存箱費或零放手續費作為正常收入。另外，在變賣滿貨時，可以按滿貨本金提取傭金，在盈餘時還可分花紅。 架本、當期、當息與當票 架本，指典當與押店在營業中運轉的資本，架本主要用於放款。典當的架本通常五萬元至十萬元不等，押店則要低得多，一般在幾千元到四萬元之間。典當與押店的架本各有差異，因而在放款與接受當物時也有偏重。典當歡迎金銀首飾、翡翠珠寶，以及上等的木器和高檔的鐘表，有時甚至還有轎車，放款也重大票而輕散額。鉀店則不然，不論種類貴賤，隻要當物有價值，來者不拒，一概收受。放款也不限額數，五元之下一元以上，隻要有利可圖，照放不誤。 當期與當息，貨物所質的期限稱當期。當物收取的利息稱當息。當期的長短和當息的收取標準，典當與押店有各自的規定。典當的當期最長限定十八個月，最短一個月，金銀首飾、器皿錢幣，鐘表等物規定十二個月，傢俱，木器限期八個月。期限到期稱滿，也稱滿當。滿期的當物到期不贖，典當有權處理變賣。但如果當戶在當物滿期間按月付利息，典當可為其保留當物或給予轉票。短期的當物一般都在一月之內，當物到期可寬限五天贖取，五天內仍按一月收息，超過五天則要按二個月上利，此所謂過五不過六計息法。還有一種更短的當期，叫“朝當夕贖”。一些生活底層的勞動人民，如黃包車車夫，無錢買米果腹，早上將稍值錢的東西送去典當，貸得幾個錢換食物，晚上賺瞭錢再將東西贖回。這種典當的方式，當鋪不怕麻煩，他們月息照收，樂得賺錢。典當取息，長年的按年息二分計，短期的按月息一分八厘、外加棧租二厘收取，但總計不超過二分。 押店質物的期限比典當短，最長的一般規定為六個月，也有延長的，但最多不超過八個月，到期為滿。押物滿期逾期不贖，押店負責處理，如押戶在滿期時先交幾個月利息，要求轉票，押店也可暫留押物或給予轉票。在短期押物上，押店與典當一樣，也采用過五不過六的方法。在放款計息上，凡五元以上，取息與典當基本一佯，如在五元以下，則分三節取利：1、三至五元，每月每元按二分息計；2、二元至三元，按三分計；3、一元以下按四分或五分計。總之當本越小，計息越重。 典押兩業的當期與當息，在1937年8月即“八·一三”以前，尚屬平穩。“八·一三”以後，日寇侵占上海，時局不穩，兩業的當期一年比一年短，當息則一年比一年高。如1937年8月典當的當期為十八個月，月息二分，外加手續費一分，押店八個月，月息二分五厘，手續費一分；1940年，典當當期改為十二個月，月息二分五厘，手續費三分；押店六個月，月息三分，手續費四分；1942年，典、押兩業限期同為六個月，月息三分，手續費五分；1944年，典押兩業期限四個月，月息六分，棧租二分，手續費一角。到瞭1948年，當期期限已縮短到瞭二個月，月息則上升到瞭二角五分，棧租四分，另加收手續費一角五分。 當票，是由典當和押店為當戶開出的當物憑證，典當的稱當票，押店的稱押票，但由於長期的習慣，統稱兩票為當票。當票上開列的欄目有：1、受質押當的牌號與地址；2、受當年月日期；3、受當物品的花色種類、件數；4、當本金額、受當日記簿順次編號。當票結尾處蓋有騎縫章。抗戰以後，還增加瞭當物人居住證號碼。姓名和住址的欄目。 典當填寫當票時，都有自己獨特的專用異體文字，且繕寫時字跡花梢潦草，一般外行人很不易識別，對收當的物類質量的書寫，無論質量新舊，一律冠以破舊字樣，如上好的綢緞衣服，寫成“蟲蛀鼠咬”，嶄新完整的皮貨，寫成“光板無毛”，金表說成破銅表等等。典當的這種手法，歷代相傳，目的是預防萬一在當貨存當期間有所蝕損，可以杜塞當戶的爭執，另外還有一個“好處”，當物一旦滿期變成“死當”時可以多賣價錢。 當票由典當開出後，成為當戶贖物的唯一憑證，在贖當時，典當不管你張三李四、生人熟客，一概憑票贖物，隻認當票不認人。 典業公所與押當公所 上海的典當公所出現於晚清。1845年上海設立瞭租界，浦東川沙、南匯，上海的松江一帶的殷實富戶紛紛進入市區，韌時在南市一帶，後陸續在租界開設典當，此後有一些安徽的典商也相續來到上海，於是上海的典當日益增多，當業迅速發展。光緒十八年（1893)年，上海城內的一些典當自願出資，在老北門內吳傢弄購置房產，作為各典當聚會議事之用，這就是早期的典業公所。公所采用董事制，經公推產生董事三人，主持公所一應事務。公所在董事主持下，對典當業務進行共議，制定出瞭典業章程，章程刻於木板之上懸掛在公所內，稱作“木榜章程”。此外，公所為調恤同業的孤寡和子弟的教育，還創辦瞭濟貧保育會和典業小學，所需的特種經費由各同業平均分攤。公所裡的經濟帳目，錢款出納，均由各典當輪流擔當，各項費用開支按月向大傢公佈。 典業公所的建立，使典當有瞭統一的協調機構，典當與外界的一切糾葛也由公所全權交涉。此外，典當的業務，經營等受“木榜章程”的約束，有瞭統一的經營業規，贏得瞭一定的信譽。但盡管如此，典當由於其性質所定，因而仍脫不瞭其高利貸式的經營本質和方式。而典業公所也隻是個行幫性質的會所。 1930年2月，公所中有人提議進行改組，於是公所董事、濟宏、濟泰典當老板傅佐衡、鼎和典當老板杜雲初，順康、順和典當的胡春生等十多位較資深的典商出面辦理，於4月正式改組典業公所，改稱為上海市典當業同業公會。傅佐衡當選為公會主席，杜雲初當選為常務委員，沈伯馨任執行委員。典當業同業公會成立後，制訂有新的章程與業規，原有的木榜章程被廢止。公會的會員有50多傢，入會的會員根據會章規定須交納會費54元大洋，每月須交納常年費2元大洋，此外公會子弟學校和保育會的經費另行由各會員分攤。1935年，典當業同業公會換屆改選，機構設置有所變化，增設瞭監察委員。以後又有幾次改選，直到1946年與押店業同業公會合並。 押當公所，是與典業公所相對的另一行會組織，成立時間比典業公所稍晚，約於宣統年間。公所設在租界內文監師路(現為塘沽路)902弄6號。押當公所的成員全部為押店，公所設主席、理事數人，共同執管日常事務。1942年9月押當公所改組，改稱為“上海特別市押店業同業公會”。設有理事長、監事長各1人，常務理事、常務監事若幹人，其次還有理、監事、候補理監事等數人。押店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由前押當公所主席張應禮出任。公會有會員S00餘傢。 押店業同業公會制訂有會章，確定瞭公會的宗旨、組織原則及履行的義務等。公會的會員須一次交納會費100元，並按月納月費，月費數額按會員架本分甲乙丙三等，甲等12元，乙等9元，丙等6元。 典業、押當兩公所成立後，為維護各自的利益，平時抱守門戶之見，典歸典，押歸押，押店決不可冒用典當的名號。在經營范圍上各有各的地盤，典當基本以華界為主，押店則完全以租界為營，在業務上相互競爭激烈，有時為爭當戶，相互各使手段，怪招選出，在當息上竟相壓價，月息從二分跌至一分八厘、乃至一分六厘。押店更幹脆，打出廣告，月息一分四厘，外加免收棧租。有些押店還打出典當旗號，招徠客戶；將廣告從租界做到華界，以致常常引起典、押糾紛，甚至於對薄公堂。 典當、押店的明爭暗鬥、激烈競爭至1946年才暫告偃息，8月，兩公會經過整飭，匯流合一，正式合並，統稱為上海市典當商業同業公會，歸屬市商會之下，至此才結束瞭門戶之見。 典當押店的盛衰消亡 上海的典押業較全國來說，在當時可算發達之市，到清末民初，兩業雖說無極盛市，但也沒落入谷底，營業尚稱平穩，一直到“一.二八”前，每月運轉的架本額仍在30--40萬元之間，自“一．二八”後，營業受政局、經濟不穩的影響，遂逐月下降，跌至20萬元以下。“八．一三”後，日寇侵占上海，典押業受阻，滿期當物增多而無人贖取，出售時也僅能以十之五六的價格折售。在1941年，兩業雖也曾一度有些起色，但也隻是曇花一現，很快就又受到日偽改換幣制的沖擊，日偽政府強行命令以一比二百的比價收換國民黨政府舊法幣，當戶紛紛持偽新幣贖當，使架本折損過半，大傷元氣。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典押業存一絲復蘇希望。但國民黨為忙於準備內戰，四處收刮民財。1948年發行金圓券，以一比三百萬比價收換偽幣，斯時上海的金融一片混亂，貨幣貶值，國民黨政府為窮於應付局面，濫發紙幣，致使物價暴漲，金圓券徹底崩毀。典押業收進的紙幣如同廢紙一堆。典押業遭此打擊，陷入絕境而一蹶不振。許多資少底薄的由於無力承受打擊而紛紛宣告倒閉。到1948年12月底時上海的典押兩業隻剩下876傢，資金總額合法幣36．3133億元。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上海的典押業基本已處於停頓狀態。解放後，才陸續開業，此時已不滿300傢。1958年，根據社會主義改造的需要，典押業或並或轉而最終消聲匿跡。典當這個詞也成為一段時期裡的一個歷史名詞。 |
2013年12月1日星期日
盤點舊上海的典當與押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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